從奇柯．惠塔克談台灣社運的出路
■任懷鳴
9月16日晚上，在高雄市教師會不算大的會議室中，擠進了將近50位慕名而來的聽眾，高雄在地重要的社運進步份子也幾乎全員到齊。這個難得的熱潮，全是為了瞻仰巴西社會運動大師奇柯．惠塔克（Chico Whitaker）的丰采而來；大夥應該也是希望能從大師的運動經驗之中，找到自己在社運工作上的方向，並汲取未來從事運動的能量。
這次奇柯．惠塔克來台，主要是應浩然基金會之邀，擔任「另類全球化計劃」國際志願者培訓的講師；除此之外，浩然基金會也安排惠塔克在台北舉辦一場公開講演，以及在高雄場的「與在地社運工作者有約」活動。
1931年生於巴西的惠塔克今年已80高齡。早年，惠塔克曾在巴西政府從事土地改革的工作；1960年代，他成為巴西解放神學運動的健將，與卡瑪拉主教（Helder Câmara）、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都是當年共同奮鬥的夥伴，1966年因反對巴西軍政府而遭到流放。流放期間，惠塔克仍不改其志；他在巴黎訓練第三世界的公務員、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在智利的聯合國經濟委員會工作，後來又回到巴黎參與反壓迫運動者的國際經驗交流計畫。
1982年軍政府結束後，惠塔克返回巴西；先是創立聖保羅的失業者團結協會，之後在1986年的修憲過程，成為「公眾參與修憲」計畫的主要推動者，並成功取得1200萬人連署，提出122條憲法修正案。1989到1996年，惠塔克代表巴西工人黨（PT）獲選為聖保羅的市議員；1999年，他透過組織全國反賄選聯盟，促成反賄選法的立法工作。而2002年，工人黨領袖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當選巴西總統，惠塔克更是背後的主要智囊。
惠塔克的最大貢獻，則恐怕是推動創辦「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並為這個具有實驗性質的社會運動提供理論基礎。2001年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2011年是第十一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行），不但締造了許多世界紀錄，也創造出社會運動的新典範。
首先，它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運動口號––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以對抗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的名言––並沒有另外一條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直到現在，「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口號，還持續鼓舞著全世界對資本主義所造成不公不義不滿的人們。
第二，世界社會論壇成功的塑造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勢力」的形象。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總是選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相同時間舉辦，「反支配」的對抗意味濃厚，也因此加深人們對世界社會論壇的認識。
此外，世界社會論壇的舉辦規模也是驚人的。第一屆就有來全世界共4000個代表、16000位個人參加；第二屆則有15000個代表、35000位非代表的個人參加；2003年的第三屆，參加者更達到10萬人。之後的每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參加人數都超過15萬人。
成功舉辦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之後，惠塔克促成了一份由世界社會論壇巴西籌備委員會制訂的《原則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這份憲章明確指出世界社會論壇的特質，包括：水平組織、非指導性、尊重多元、沒有發言人、不產生最終文件、參與者活動的自我組織等等。包括在高雄場的演講中，惠塔克也一再說明世界社會論壇的這些原則；他強調，世界社會論壇作為一個空間（Forum-as-space）而非運動（Forum-as-movement），有助於多元參與者的互相尊重，甚至互相學習，這使得世界社會論壇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自由開放氣氛，以致於持續散發出吸引大家參加的魅力。
高雄場的一位社運朋友則是問惠塔克：在巴西，「反資本主義」難道也是在地社團的日常議題嗎？他們如何克服時間不夠、人力不足的問題？惠塔克一派輕鬆的回答說：「巴西的社團跟大家一樣，非常忙！但也跟大家一樣，會來聽我演講。」惠塔克承認，這對組織者來說，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了將關心不同主題的社團凝取在一起，世界社會論壇曾經花一整年的時間尋找方向。但惠塔克鬥志堅強的說：「他們挑戰我們，我們也要挑戰他們！…你要告訴他們，只知道爭取居住權，最後居住權還是會失去；只知道爭取工作權，最後，工作權還是會失去的！…」
作為世界社會論壇的理論締造者和實踐者，惠塔克並不反對世界社會論壇作為提供發起政治運動的場域（事實上，他本人的一生就是一部社會運動史），但他卻堅持論壇的中性角色；他苦口婆心的強調：運動和空間或許有相同的總體目標，但兩者有各自的運作方法和角色，同時身兼兩者將傷害其中一方而導致終結。世界社會論壇至今得到最多的批評，就是缺乏運動的具體目標，以及運動的效能不彰；殊不知，惠塔克從來沒有把世界社會論壇定位成運動。
當拉丁美洲國家、北非諸國，可以因為社會不公而促成政治改革，甚至革命；台灣的社運團體或許也感受到深深的改革焦慮，但卻始終苦於無法促成改革的政治力量。如今，在經過2008年「兩票制」立委選舉的「社運政治化」討論之後，台灣社會應該已逐漸擺脫「社運去政治化」的思考桎梏；現在應該就只剩下「社運團體訴求的整合」以及「如何整合」這兩個問題了。而惠塔克的理念和行動典範，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9月16日晚上，在高雄市教師會不算大的會議室中，擠進了將近50位慕名而來的聽眾，高雄在地重要的社運進步份子也幾乎全員到齊。這個難得的熱潮，全是為了瞻仰巴西社會運動大師奇柯．惠塔克（Chico Whitaker）的丰采而來；大夥應該也是希望能從大師的運動經驗之中，找到自己在社運工作上的方向，並汲取未來從事運動的能量。
這次奇柯．惠塔克來台，主要是應浩然基金會之邀，擔任「另類全球化計劃」國際志願者培訓的講師；除此之外，浩然基金會也安排惠塔克在台北舉辦一場公開講演，以及在高雄場的「與在地社運工作者有約」活動。
1931年生於巴西的惠塔克今年已80高齡。早年，惠塔克曾在巴西政府從事土地改革的工作；1960年代，他成為巴西解放神學運動的健將，與卡瑪拉主教（Helder Câmara）、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都是當年共同奮鬥的夥伴，1966年因反對巴西軍政府而遭到流放。流放期間，惠塔克仍不改其志；他在巴黎訓練第三世界的公務員、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在智利的聯合國經濟委員會工作，後來又回到巴黎參與反壓迫運動者的國際經驗交流計畫。
1982年軍政府結束後，惠塔克返回巴西；先是創立聖保羅的失業者團結協會，之後在1986年的修憲過程，成為「公眾參與修憲」計畫的主要推動者，並成功取得1200萬人連署，提出122條憲法修正案。1989到1996年，惠塔克代表巴西工人黨（PT）獲選為聖保羅的市議員；1999年，他透過組織全國反賄選聯盟，促成反賄選法的立法工作。而2002年，工人黨領袖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當選巴西總統，惠塔克更是背後的主要智囊。
惠塔克的最大貢獻，則恐怕是推動創辦「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並為這個具有實驗性質的社會運動提供理論基礎。2001年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2011年是第十一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行），不但締造了許多世界紀錄，也創造出社會運動的新典範。
首先，它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運動口號––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以對抗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的名言––並沒有另外一條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直到現在，「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口號，還持續鼓舞著全世界對資本主義所造成不公不義不滿的人們。
第二，世界社會論壇成功的塑造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勢力」的形象。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總是選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相同時間舉辦，「反支配」的對抗意味濃厚，也因此加深人們對世界社會論壇的認識。
此外，世界社會論壇的舉辦規模也是驚人的。第一屆就有來全世界共4000個代表、16000位個人參加；第二屆則有15000個代表、35000位非代表的個人參加；2003年的第三屆，參加者更達到10萬人。之後的每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參加人數都超過15萬人。
成功舉辦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之後，惠塔克促成了一份由世界社會論壇巴西籌備委員會制訂的《原則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這份憲章明確指出世界社會論壇的特質，包括：水平組織、非指導性、尊重多元、沒有發言人、不產生最終文件、參與者活動的自我組織等等。包括在高雄場的演講中，惠塔克也一再說明世界社會論壇的這些原則；他強調，世界社會論壇作為一個空間（Forum-as-space）而非運動（Forum-as-movement），有助於多元參與者的互相尊重，甚至互相學習，這使得世界社會論壇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自由開放氣氛，以致於持續散發出吸引大家參加的魅力。
高雄場的一位社運朋友則是問惠塔克：在巴西，「反資本主義」難道也是在地社團的日常議題嗎？他們如何克服時間不夠、人力不足的問題？惠塔克一派輕鬆的回答說：「巴西的社團跟大家一樣，非常忙！但也跟大家一樣，會來聽我演講。」惠塔克承認，這對組織者來說，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了將關心不同主題的社團凝取在一起，世界社會論壇曾經花一整年的時間尋找方向。但惠塔克鬥志堅強的說：「他們挑戰我們，我們也要挑戰他們！…你要告訴他們，只知道爭取居住權，最後居住權還是會失去；只知道爭取工作權，最後，工作權還是會失去的！…」
作為世界社會論壇的理論締造者和實踐者，惠塔克並不反對世界社會論壇作為提供發起政治運動的場域（事實上，他本人的一生就是一部社會運動史），但他卻堅持論壇的中性角色；他苦口婆心的強調：運動和空間或許有相同的總體目標，但兩者有各自的運作方法和角色，同時身兼兩者將傷害其中一方而導致終結。世界社會論壇至今得到最多的批評，就是缺乏運動的具體目標，以及運動的效能不彰；殊不知，惠塔克從來沒有把世界社會論壇定位成運動。
當拉丁美洲國家、北非諸國，可以因為社會不公而促成政治改革，甚至革命；台灣的社運團體或許也感受到深深的改革焦慮，但卻始終苦於無法促成改革的政治力量。如今，在經過2008年「兩票制」立委選舉的「社運政治化」討論之後，台灣社會應該已逐漸擺脫「社運去政治化」的思考桎梏；現在應該就只剩下「社運團體訴求的整合」以及「如何整合」這兩個問題了。而惠塔克的理念和行動典範，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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