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名哲

日前，任職逾16年的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自請離職，並在部落格上發表題為〈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的聲明。文中提到他因看不慣台灣報紙充斥「業配新聞」，決定離職作為抗議，並在網路上發起連署反對政府收買媒體。文章剛發佈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於數日內突破三千人連署。一時間，「業配新聞」與「置入性行銷」又重新成為關注焦點。

負面現象：置入性行銷

「置入性行銷」並非新概念，在國外它專指在電視節目或電影中「偷渡」企業商標以為宣傳。但引進台灣後進化為「業配新聞」，也就是新聞編輯與業務部配合，將特定廣告主提供的新聞稿夾雜在其它新聞當中並陳，讓讀者難以分辨孰為付費廣告。更嚴重的是，這些廣告主不只有企業，還包含政府！這等於是政府直接將黑手伸入理應作為第四權的媒體中，讓後者完全失去獨立監督的功能。

這種手法自民進黨政府提出後越演越烈，中央帶頭、地方政府跟進。《財訊》報導便指出，至今年11月19日的政府採購案中，直接冠以購買媒體「新聞專題」或「專題報導」名稱的就達4,385萬元，若加上「專題企畫」或「專題行銷」的媒體購買案共達8千6百萬元。又以新竹縣為例，議員高偉凱在11月份總質詢時提到，縣政府100年總歲出預算和98年決算比起來只增加27％，但「新聞宣傳」一項的預算卻增為2.4倍。

政府與媒體

也因為情勢變為政府花納稅錢買新聞，使業配新聞引起廣泛關注。媒體與政府的共謀固然足以引起公憤，但我們該接著追問：如果政府同樣花錢為自己背書，只是不買新聞，會比較好嗎？如果新聞不是政府用「買」的，而是用其它方式操作的，就比較不邪惡嗎？

第一個情況，見諸政府召開名義上的公聽會、說明會，實質上光想宣揚政令不願公眾意見參與；然後又動員「學者專家」為政策背書，片面解讀民調數字營造「全民共識」。媒體對這些公聽會、說明會，如果只是拿新聞稿照抄，不花力氣去細究和平衡報導，那同樣是被牽著鼻子走。如果我們痛惡政府花公帑買新聞，那同樣該大力反對政府砸錢做這些事。以選美比賽來比喻，兩者只是整形造假和買通裁判的差別。

第二種情況，例如各部會公開或私下宴請記者、送禮、招待出國，和記者打好關係請他們多「關照」。又或者直接以政治力影響編輯，對於可能的負面報導用「上頭的壓力」掩蓋過去。這些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操弄手段同樣有效而頻繁地被使用，只是沒有金錢交易來得直接和「標準化」罷了。

弔詭的是，政府花越多心思在媒體操作上，實際上也表示對民意越忌憚。但政府很清楚輿論是可以控制的，於是讓人民相信一條蘇花改就是「安全回家的路」，比起全面檢討東部發展政策及民眾真正的交通需求來得重要；讓人民相信國光石化能帶來地方繁榮和經濟發展，比起討論其環境風險和整體產業政策來得重要。政府越來越明白政策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民意基礎上，而民意的動向往往取決於哪些資訊被揭露。只要主導資訊來源，就能自圓其說。而業配新聞只是這齣「政府操作、媒體墮落」的戲碼上演到高潮，完全制度化、市場化的後果。

正面訴求：透明度與問責性

我們當然不是說，因為政府本來就有這麼多操作手法，所以業配新聞不算什麼問題。而是要問，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之同時，我們要的是什麼？為什麼要？如何要？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期待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透明化且有公民參與的空間。考慮到政府可能不會誠實自我揭露，便需要一個獨立於政府外，替民眾獲取並整合資訊的平台。所以反對業配新聞，要的是獨立和負責的媒體。但去掉置入行銷這隻黑手，依舊存在前述種種操作手段，若繼續追根究底，我們會發現對媒體和對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透明度與問責性。

無論對政府或企業，以及同樣作為企業的私人媒體，資訊透明是公民監督的首要前提。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民眾不只要求牛肉，更要知道牛肉怎麼來。這種要求之於政府是知道政策的制定過程，之於企業是生產流程的透明化。那麼之於媒體，我們能否要求各家媒體業者揭露新聞報導的採編流程？就像食品有生產履歷，我們可以試著發展一套紀錄並追溯新聞來源的標準。這也是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亞桑傑提倡的「科學式新聞」（scientific journalism）：讀者在閱讀新聞的同時，點擊滑鼠便能找到產生新聞的原始文件，以茲判斷新聞的真實性。 此外，黃哲斌的部落格又提到，媒體全面市場化及廣告量萎縮帶來的惡性競爭，造成業者更難抵抗業配新聞誘惑，足見市場邏輯使媒體更傾向大財團、大企業，不敢得罪作為衣食父母的廣告主。所以理想的媒體不但要有專業記者、透明的採編流程，更需要自主的財源。如此看來，一個由公共基金支持，從營運到生產過程都受公民監督的公共化媒體，才是媒體改革的最終方向。

噴射機又載著一位有理想的記者走了，留下我們的新聞水準在原地踏步。接下來除了反對業配新聞，也該是正視媒體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化的時刻了。（公共化協會成員、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