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興

有一間學校，課堂上是依照程度小班教學、分班授課，沒有孩子被疏忽、遺忘。孩子人手一台類似iPad的電子書包，觸控螢幕、內建3G無線上網功能，夜間會自動下載教材，孩子們專注的拿著小筆在電子互動式教材上一筆一劃的學習著，這些教材不僅好玩，更透過清楚、明確、鮮活的動畫，顯著的讓孩子的中英文、數學成績都有顯著的提昇。

科學管理創造的教育成果

當面對學習障礙的孩子時，它使用的教材是獲得國科會教材研發第一名的作品。不僅照顧孩子的成績，它更不只照顧孩子的生理，更透過專業社工看顧他們的心理、家庭，透過邀請職棒選手、林懷民、趙自強等台灣各領域的頂尖人才，帶給孩子不一樣的盼望。

然而，這並非什麼學費昂貴的精英補習班，它是由鴻海企業所成立的永齡希望小學。其目前約有620個課班級，分佈在220間合作國小，聘請1,100位課輔老師來服務弱勢學童。截至99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的弱勢學童近4千人。它的教材，是透過中央廚房的機制，由基金會訂定精準的轉介學童、開案評估、統一檢測到課輔老師及社工的工作守則，再由分校來確實執行。

亦即，在SOP標準作業流程管控下，無論是否修過教育學程資格的課輔老師，只要有服務的熱誠，就可透過短期的培訓、搭配電子書包教學及紀錄功能，就能蒐集並分析孩子的學習歷程，而能立即提出修正、最有效的教學方案，而能提昇弱勢孩童的學業成績。

甚至可以說其展現的是在一流人才、教育數位化、科學管理的搭配下，將每分錢做效益最大化使用的教育經典。

兼具市場潛力的電子書包

然而在永齡希望小學的數位新世界背後，鮮少被人注意、討論的，是鴻海作為營利企業，其「投入社會公益仍然要講究績效」（於希望小學開學典禮上，郭台銘的發言），甚至未達績效考核的分校，第二年將取消補助。

客觀上，投資希望小學是「社會形象」與「市場潛力」的完美結合，既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孩子教育未來、又能加深對企業的認同，且具有商業市場，鴻海希望小學理事長李榮富曾在回應「電子書包是否結合教育部電子書包計畫」時回應：「未來應該有這樣一個思考方向，我想這也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

合格教師會被課輔老師取代嗎？

關於商業涉足教育後對於教育內容的影響等關鍵問題，需另文深入討論。在此先聚焦在：當具備教師證的合格教師（包含正職及流浪教師），其課堂教學的職能可藉由短期培訓的課輔老師所取代。而合格教師勾起學生興趣、評量學生職能的技術，又逐步被電子書包趕上；另方面，永齡基金會對孩子人格教育的培養，又有別於補習班唯獨成績導向的教學。似乎可得一結論：永齡課輔已可被逐步取代國民教育對孩子學業成績、品德培育的功能。

若此假設成立，則我們必須追問：合格教師的價值、特殊性、不可取代性為何？有哪些教育的需要，是唯獨合格教師有，而課輔老師搭配電子書包做不到的？此外，有心的合格教師，又可透過什麼機制來確保教學與教育內容的自主性？教師工會，能否作為維繫自主性、並啟動電子化教育改革的力量？

問題與答案永遠相伴而生，孩子要學習什麼，與教師可以教什麼，兩方面結合在一起，才會有答案。

合格教師的價值

事實上，永齡課輔班的重要目標之一，正是定位在學業成績的提昇，亦即在承認「提昇學業成績」作為為貧童辦課輔的主要目標。然而，許多有經驗的教師都會感嘆：弱勢孩子往往來自貧困家庭的階級複製，而要讓他們脫貧不僅是要他們適應以「成績、品性」掛帥的升學主義價值，而是必須改變學歷等同就業的迷思、以及發展多元學習價值等方向，才能較根本的挑戰學業成績掛帥的問題。

對現實經驗的根本懷疑，或積極挑戰現有教育政策的心，正存在於許多合格教師的心中。而對教育的熱誠、批判與願景，正是合格教師存在的關鍵價值。

然而，縱使他們對「實然」教育政策的不滿，並對「應然」的改革方向有滿腔想法；但對多元價值的追求，卻得面對自教育部到學校，由上而下的教育官僚控制，他們多數時候僅同意教師在既定的課本中，發展「教具內容」的多元，卻無法接受對教育政策、課綱的多元。

在資訊教育中實踐價值

就以目前教育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的政策為例：目前的做法常是「為了配合微軟等相容性低的平台、要求老師想辦法自製軟體，還花大筆公帑買硬體。這樣吃力不討好的方式，又難以在質與量上，設計出真正貼近教師的教育理念、又能吸引孩子的電子書包等輔具。

相對的，如果能透過Android的開放性系統及硬體，由政府負責平台的建製經費、教師提供教學需求、軟體公司負責設計（其產品又可透過App Store等軟體市集在學校之外做公益目的的販售），來提供符合多元學習價值、安全又健康的電子書包系統，亦可同步點燃台灣的軟體產業鏈，不僅一舉數得、更代表教育改革是足以帶動公民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

個人教育理念與集體公民社會

既然在資訊教學上的例子是成立的，則我們可合理推論此經驗應該不是孤立的，亦即有許多教師也在自己的專業科目上，有著類似挑戰「實然」教育政策的原創構想，而且教師在所有受薪階級中，是極少數能夠自訂工作價值、範疇、內容的受雇者。所以他們既可將全面建造公民社會的素材帶入教育現場，另方面，他們又需透過集體性的力量來爭取規劃權與決策權，方能在實踐個人教育理念的同時，為集體的公民社會砌上一塊磚瓦。

透過集體力量來落實理念

面對這集體性的工作，勢必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們能共同長期、紮實的討論規劃。但現實中，哪怕有這樣一群人，也常因缺乏教育資源的決策權而難獲支持，導致構想提早夭折、無法普遍性的落實在日常教學中。

為此，教師工會的必要性就隱然浮現：打從2000年前後台灣各地教師會進行的課程與教材的改革（校本課程、自選或自編教材），全面帶動了中小學教師專業的極積性，促成一大群具有專業對話能力的基層教師。

但因教師會無法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所以長期以來幾乎就只能「對話」，而難以實踐對話的共識。相對的，今年教師工會法的通過，卻讓教師藉由「專業的認同」得以凝聚並爭取有益於孩子的教育方向，以及完成此方向所需的支援系統及相應的教師權益。

所以，教師的專業理念與勞動權益存在著因果關係、不能片段而論，一如日本最大的教師組織「日本教職員組合」的分享：「……你會驚訝的看到組織結構圖中各式各樣支撐學校的專業人士。每年夏天，各個領域專業教師會舉辦各自的年會，討論如何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各級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學校是建立在各種不同類別人員的貢獻上。所有在學校工作的人都應該認知：他們的工作是由許多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才能發揮功能。這是因為：教育工作的對象是人類，教育正是他們的希望泉源。」

期盼有一天，日本的經驗能轉為台灣的實踐，屆時孩子閱讀到的電子書包將不再只為提昇學業成績、順服升學主義，而是老師自身用生命所書寫的燦爛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