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欣榮

在台灣，愈來愈多人因感受到環境、健康醫療與社會福利、食物等問題，期待透過吃得健康、同時追求一種不再被時間或金錢壓迫、回歸人類本質的平衡生活。

於是，在這塊土地上開始有兩群人互相扶持，有的消費者透過社群支持型農業（CSA,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來支持生產者，透過小而美的生產與消費合作社，探索新生活的可能性，而它正架構在一個與既有經濟逐漸不同的價值觀想像。

然而，當愈來愈多消費者、農民的主觀意願想要投入時，更得面對現實的生產條件與消費能力。

一、社群支持型農業的挑戰

事實上，目前許多客觀條件並不利於社群互助，例如不當土地政策創造出台灣舉世奇高的農地價格等，讓有心的農民無地可耕；而這土地、技術、設備的成本高昂，又讓有機、無毒的農產品價格高到讓多數受薪階級消費者無力消化。

現在單靠市場機制來建立農民與消費者的互助，就僅能靠有良心或者消費能力佳的消費者來支持少數的農民。相對的，若要讓社群支持型農業在台灣遍地開花，就需要透過政策面的改革，才能創造一個普遍、穩定的支持系統。

二、歐盟的他山之石

以 下，我們能重新回顧彭明輝老師對台灣農業破與立的兩篇文章「台灣農業的困境與挑戰」、「歐洲如何保護他們的農村與農業」，並嘗試從經濟民主制的觀點（詳見 姚欣進的「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二）」），實驗性的提出一些農業政策的初步訴求。期能拋磚引玉，引起討論：

以下，簡介歐盟在因應全球農業市場開放時的三項農業策略：

1.生產資源：歐盟認為農業除了經濟效益，還同時兼具「推動有機農業會減少政府的醫療支出、公共用水處理成本，以及水源整治與生態復育等費用，而所節省的經費比政府對有機農業的補貼還多」的「社會效益」，所以其主要投入資源也必須由整體社會來承擔，而非個別小農負擔。

具體來說，歐盟既使用了2,674億歐元來做農業生產與市場機制的調控，另外用304億歐元來進一步支持鄉村地區，根據自己的多元化發展策略來發展。

2.協助鄉村地區發展的結構性調整手段：為達高品質的農業生產，需要土地的改良與合併、農業經濟與所得的多樣化、與農業、森林與自然管理有關的環境保護，以及動物健康的改善，打下這些基礎，才能支撐起農村發展生產與多元價值的紮實結構。

3.兼具照顧弱勢、人力更新的補助方案：當然，農產本業也需做升級，所以得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品質，來直接改善生產條件，提昇農業所得與生活水準。

特 別要介紹，在前述補助中，歐盟規定會員國的總投資補助金額，在偏遠地區不得超過其合格投資總量的一半。筆者推測這一方面是給予農民刺激，讓農民承擔另一 半，而避免造成補貼依賴、與市場脫節。但同時也照顧偏遠弱勢，若是偏遠地區的年輕農民，則補助百分比可提高到55％的上限值。

此外，為了鼓 勵農村人力更新，一邊老農每年1.5萬歐元（約63萬台幣）的退休金，以便老農將土地與生產設備讓渡給願意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的農民，從而提高農業競爭力。 另一邊，讓年齡低於40歲、具足夠職業技術與能力，且第一次從事農業創業的青年農民，均可申請創業補助金；而其可選擇單一金額，最高補助不超過2.5萬歐 元（約105萬台幣），或是對貸款利息進行補貼。

三、簡介經濟民主制的農企業

面對台灣農地價格的不合理、土地的零碎化與上下游的剝削等與歐盟相異的發展問題，一方面可將歐盟對農業的保護當作理想目標，但又要辯證性的融入為台灣的農業訴求。另方面需思考如何從農民切身的土地與經營體制設計誘因，來激發對願景的期待。

當務之急，是改善土地承租價格過高的問題：除了要求政府提高公、私有可出租農地之供給量，引導農地租金市價下降；另外立法鼓勵鄰近農地合併出租，廢除田埂以強化機具耕種。

其次，關於生產資源：應設立農業生產投資基金，提供各類型農企業申請，其盈餘再以資產稅的形式回饋給基金，而能循環再生。例如東部發展條例的4百億元基金。根本上，則需透過進步的稅制改革來達成。

其三，關於生產者的經營型態：客觀上，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業生產勢必得擴大生產規模。然而，台灣小農個體戶性格、以及生產流程的局部性合作，可能需要一種兼具發展個人創意與擴大合作範疇的經營體。

所以，我們提出「經濟民主制的農企業」（此「企業」含括營利、公益、合作性經營體）的構想，並將其細分為「一般營利農企業」、「公益農企業」兩種型態。

1.一般營利農企業：

一 般營利農企業的農產品以進入商品市場為目的，該營利企業又細分為兩個子類別。其一為負有特定政策任務的龐大資本投入運作的企業，（由中央政府層級主責、公 營銀行提供專業投資審查），他們必須以嚴格的營利績效來檢測其經營成果（例如，紐西蘭的奇異果國際行銷管理公司Zespri），所以有特殊的運作模式，如 高薪聘雇專業經理人、較寬鬆的專業執行權與權責分明但高標準的責信制度等。

其二為較小規模的營利企業，乃是典型個體農戶或中小型合作社，他們兼具了地方、文化或個人特性的組織，而能靈活因應市場需求與變化。這些中小規模的農企業，包括了社區性企業、產銷合作社、原住民文化工作室、社區環保工業（如小型社區風力發電）等。

對小規模的營利企業的經營標準，是只要不虧損，或經投資審議委員會決議，在一定期限、一定虧損範圍內，則這些企業應參考綜合性的社會效益指標（非效率指標或純投資效益），例如歐盟鼓勵對鄉村結構性調整計畫的企業。

2.公益農企業：

公 益農企業與前兩者不同。獲利雖是公益農企業運作目標之一，但卻非唯一或最高目標。基本上，公益企業只要能收支平衡即可。因為公益企業的獲利本身不是終極目 的，其所有利潤不是由企業的全體勞動者分享，而是直接轉為該公益企業的公益資源，來繼續投入公益服務中，以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例如照顧台灣農村所迫切需 要的看護、社福照顧產業。

讓麥子落在好土地

當微觀個人飯碗內的小革命，我們會發現它必須透過巨觀政策才能普遍地落實。

而這個新生活價值中，更多有才幹、抱負的民眾因其食、住、行等社會基本需求已由社會來承擔了，所以無迫切的生計要負擔，而可以有更多空間來投身於公益企業。

而其落實，正如John Rawls正義論的精神，讓偏遠地區的農業，透過大量、甚至不平等的補助，來讓弱勢、偏遠地區的發展，達到真正的公平。

讓麥子落在好土地上，讓經濟民主制的農企業，成為新生活價值的沃土。

（台灣公共化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