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懷鳴

 日前，新科教育部長蔣偉寧在立法院備詢時宣布，高中職每校（包括明星高中）免試入學的比率，民國108年要達到50％，113年則達到100％。消 息一出，反應兩極：教改人士認為時程太慢，但明星高中校長卻一片反對之聲。據說，府院高層甚至立刻打電話表示「關切」；此外，有一位以協助弱勢得名的慈善 家也給部長寫了一封信，告誡他：他這樣子弄，落後的小孩沒有救起來，菁英教育又會被他摧毀，最後整個台灣教育空洞化，他蔣偉寧將會變成台灣教育的歷史罪 人！

蔣偉寧會不會因此成為陳冲內閣第一位短命閣員，或許還有待觀察；但台灣這個20年來最重大的教改政策──以「舒緩升學競爭、消弭人為篩選、促進教育平等」為宗旨的「12年國教」，則註定前途多舛。

那麼，過去十幾年，目前這個由主流菁英主導的右傾教育政策，又為台灣的教育締造了什麼成就呢？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或許能透露出一點訊息。

OECD自2000年起，每3年執行一次PISA，如今已成為評估各國基礎教育成效的最重要指標；2000年有43個國家／地區參加PISA，2009年參加的國家／地區則多達61個，台灣2006年首次參加，2009年參加第二次。

而 2009年的測驗結果顯示，台灣學生的表現正大幅退步：其中，「閱讀素養」的成績，從2006年的第16名滑落到第23名，在亞洲輸給第1名的上海、第2 名的南韓、第4名的香港、第5名的新加坡和第8名的日本；「數學素養」項目上，台灣從2006年的第1名滑落到第5名，輸給第1名的上海、第2名的新加 坡、第3名的香港和第4名的南韓；在「科學素養」方面，台灣從2006年的第4名滑落到第12名，輸給第1名的上海、第3名的香港、第4名的新加坡、第5 名的日本和第6名的南韓。

更不堪的是，PISA三項測驗中，成績墊底的所謂「高風險學習不利學生」（at-risk students）的人數比例（閱讀15.6％、數學12.8％、科學11.1％），台灣不但高於前述的上海、南韓、香港、新加坡、日本，甚至也高於另一個亞洲地區──澳門。

這個結果，難道還不是一個清楚明白的警訊？但國人似乎渾然不覺！

相 對於迷信菁英教育的台灣，屢次在PISA奪魁的北歐小國芬蘭，則是走著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1970年代初，在經過一場全國大辯論之後，芬蘭確認了「公平 （equity）、平等（equality）、高品質（high quality）、全納式（inclusiveness）」的教育方針，徹底揚棄了分流教育的傳統。30年後，PISA則讓芬蘭的教育一炮而紅，至今聲望 不墜，各國求經者更是絡繹於途。

在《芬蘭教改的成功之路》文章中，芬蘭教育專家陳之華女士娓娓道來：「位於北歐最東北角的芬蘭，在21世紀 初，以優質的全球教育評比成績，受到世界矚目，而她確保每一位人民，不論種族、語言、膚色、居所、職業和社經環境、能力的差異，都能從學前幼兒教育一路到 高等教育，享有相同機會均等的高品質教育，是芬蘭能為其國家競爭力紮下堅實根基的最重要因素。」

而 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就在於：「1970年代中期，在芬蘭教育當局終於將『10歲分流、能力分班』的桎梏解除之後，……，不是各地公私立學校資優班如雨後 春筍般的設立，反而是加入更多的國家教育資源，和優良師資的心力，關注學習緩慢的學生，也關懷那些在以往體制下很可能被放棄的學生，俾讓原本曾經廣受各方 抨擊的常態分班，在有了相對強化的教學資源輔助之協助下，縮小資優與後段生之間的落差，使得同一個世代的學生都能在機會均等與教育品質相同的基礎上，不會 因為教育而產生更嚴重的高低落差。」

事實上，《PISA2006報告》（PISA2006 report）就明白指出：「學生依能力分流教學的年齡愈早，愈會擴大社經地位對學生表現的影響；而且學校愈早依能力劃分學生，愈會降低學生的整體表 現。」《PISA2009報告》則更進一步認為：「國家提昇國民整體學習成就的最大方式，在於『縮小最低得分等級的比例』。」數據顯示，在參與PISA的 各國／地區當中，芬蘭正是「學習成就之校際差異」最小的，也是「最低得分等級」人數比例最低的。

芬蘭教育真正做到了「教育均等」和「弱勢者 優先」。研究顯示，有40％到45％的芬蘭學生在整個9年的基礎教育歷程中，或多或少接受過個別服務的特教課程，以至於它的特殊教育，在師生眼中一點都不 「特殊」！正如陳之華在她的《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書中所描述的：在芬蘭，菁英教育從來不是大家關切的重點。

另一個被OECD讚揚為勇於改革的國家是德國。

2000 年的PISA測驗，讓德國看到該國教育制度中不公平的一面。PISA成績顯示，有25％的德國學生是所謂的「學習高風險學生」，甚至有10％為功能性文 盲；這個結果震撼了整個德國社會，因為大家不能接受：在德國這樣一個工業大國，居然有25％的學生無法在學校學到未來生活所需的技能，以致無法成為有生產 力的負責公民。自此，德國啟動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改變過早將學生分流的學制」。

依過去傳統，德國小學生在四年級結束時，就得依學業表 現進行分流；一般而言，學業成績好的被分到文理中學（Gymnasium），成績普通的被分到實科中學（Realschule），而成績較差的則被分到職 業預校（Hauptschule）。但實際上，分流的標準卻更多是依據家庭的社經背景；例如有些藍領家庭或移民子女，雖然學業表現優異卻仍選擇實科中學； 至於在職業預校就讀的，則絕大部分為移民子女或來自社經地位低的家庭。PISA的研究讓德國人理解到：「過早分流」阻礙了孩子的潛力發展。

經 過改革，如今德國更重視弱勢學生的學習加強，三軌學制也改成二軌，並阻止學生過早分流。而10年的改革，讓德國的PISA成績有了顯著的進步：其中「閱讀 素養」從2000年的第23名提升到2009年的第16名，「數學素養」從2003年的第21名提升到2009年的第10名，而「高風險學習不利學生」的 人數比例也從原來的22.6％降到18.5％。改革成效可謂卓著！
前德國聯邦教育部長Edelgard Bulmahn女士說，PISA的研究結果像一面鏡子，讓德國人清楚的看到自己教育系統的弱點。於是，德國人大步走向改革。台灣人什麼時候願意好好照照鏡子呢？

（高雄市教師會政策中心主任、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