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欣榮
立報上週（5月5日）刊載林柏儀所撰寫的「面對青年貧窮化：兩種社運觀的政治關係」（以下簡稱「兩種社運觀一文」），在柏儀的文章中將當前的社運區分兩類：其一是爭取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左翼社運」，另一類是主張多元特殊利益群體，在目的上各自具有獨立性、彼此不一定有共同目的、也未必要挑戰政經體制的「自由派社運」。

區別這兩類社運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要認清我們共同的敵人、更清楚的認識資本主義在結構上宰制了生產關係，所以無論是婦女、少數族群或青年學生所受到的歧視與壓迫，皆來自於資本主義。所以要瓦解資本主義「結構下的壓迫關係」，則需針對其最尖銳的勞動商品化的議題進行抗爭，但兩種社運間對此「根本目標」和「根本壓迫來源」有不同看法，所以必需進行辯論。


另方面，要透過在政治、法令架構下的實踐，才能解決宰制問題，故需討論社運與政治的關係。雖然兩種社運的實踐形式相似、甚至都可能和資產階級政黨階段性合作，但自由派社運的實踐僅停留在此，甚至繼續鞏固議題本身、而缺乏探究跨議題間的共同根源；而左翼社運則強調既然資本主義的內在積累邏輯是壓迫的根源，故集中各社運，透過奪取政權來改變政經體制。

深論兩種社運觀的必要性

在台灣這個充滿了自由派社運的土壤中，柏儀願意主動從左翼的結構性觀點，且清晰追問根本性宰制資本邏輯，實屬不易。而本文將承接「兩種社運觀一文」的基礎，繼續深化前述討論。

我們知道「根本性的壓迫來源」是資本主義，而其壓迫的直接形式，則是資本透過生產關係，對勞工進行剝削，但若循著這脈絡思考，則會得出「反抗資本主義的主力必然是傳統工運」。但我們必須追問：究竟婦女、少數族群、土地及教育私有化等多元社運議題，與資本邏輯的關係為何？如果他們受到資本的宰制，那麼他們被宰制的形式與傳統工運是否相同？

也就是說，如果多元社運與傳統工運被宰制的形式不同，那麼傳統工運僅訴求「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是否足以反擊資本主義？尤其當資本主義已出現「多元性壓迫與自我緩解」的複雜面貌？

其次，當資本以戰略性、全面且細膩的展開進攻，而左翼社運是否需要提出至少複合性或全面性的實踐出路？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我們能否從眼前的實踐經驗中，找到一些可能的實驗種苗？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本文將嘗試重新定義資本主義與多元社運的關係，並由此推論「無階級公民社運」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若要以一句話來定義無階級公民社運，則是透過審議式民主的方式，重視多元、複合性力量的整體性抗爭，來達到無階級壓迫的公民社會。

多元社運與傳統工運的異同

客觀上婦女、少數族群或教育公共化等多元社運議題，其背後的確是根本性的一元資本之宰制，但卻因資本運作過程的不同階段、領域而有不同形式、性質的宰制壓迫。而這些被壓迫者宛如鋼琴上的鍵盤，雖都處於同一平面且外觀相同，但卻因所處的位置而終身承受著不同程度的敲擊壓力。

具體的例子是勞工雖然在生產領域被資本直接剝削，乃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所以在歷史上曾有非常劇烈的反抗，然而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家已從無數的折衝經驗後，得出為勞資衝突架設各類型的排氣閥。當勞工爭取調薪、福利、升遷、工時、組工會時，資方已能透過選擇性的局部妥協，或／與以次要、切割與轉移衝突焦點等衝突管理的精緻手段，來轉化勞工的抗爭。這都導致了傳統勞工不易在鮮明而持久的一貫抗爭過程中凝聚、提昇為真正階級意識的自我認同與政治自覺。

相對於勞雇關係，我們來看多元議題和資本間的關係，無論是中科園區的土地、或者教育預算的大餅，資源就那一塊、或極為有限，所以當被資本鎖定、掠奪的當下就排除了其他人的使用。既然這對資本來說是個退無可退的肥肉，那麼社運與資本的抗爭自然是一場零合遊戲，而使這些強烈感受到資本壓迫的群體，相對於勞工更願意與資本戰鬥到底，這正是近期中科、國光石化的議題能激起強烈反抗的主因。

自由派對社運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需要釐清兩種社運的差異，絕非是主觀立場的表述，而是客觀運動現實的需求。尤其柏儀引述哈維（David Harvey）分析「自由派社運」帶來的運動困境：當反聘僱童工的NGO團體的禁止童工訴求成功之後，卻摧毀該童工的家庭經濟來源，最終可能讓兒童被販賣成雛妓，卻留給另一個反雛妓的NGO去根絕它。

這種兩種社運團體像是接力賽般的在不同階段介入、卻永遠無法杜絕根本性壓迫的抗爭手段，證明了結構性的問題無法被片面的解決。不僅在國外如此，類似的故事在台灣更是屢見不鮮、甚至以不同議題間的鮮明對立來呈現。

類似的矛盾尤其出現在環保與勞工就業之間的矛盾關係：當環保團體、在地居民訴求高雄縣的台塑、中油的石化廠遷廠時，其背後所牽動的石化業上下游人數總計近12萬人（其佔大高雄地區總就業人數的10分之1，詳見勞委會「2008年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將失去就業機會，是故工人、在地居民、與環保運動者彼此的矛盾會尖銳的產生，導致無法合作來對抗資本對勞動、土地、環境的剝削。

不僅是傳統產業如此，當我們翻過山來看近期積極發展觀光服務業的花東淨土時，更看到當國民黨版的東發條例，提出「公有土地私有化＋觀光財團投資＝增加就業機會」的政策，而民眾也要求環保團體在反對土地私有化的同時，必須提供在地就業機會。那麼，環保團體若要可持續性的在地經營，勢必要在反對土地私有化的同時，一併提出迥異於觀光財團的新經濟模式。

此外，兩種社運的差異，不僅造成不同利益群體、社運間的矛盾，若微觀的放到個人身上，更可看出自由派社運可能限制了個人成為社會公民的機會。

舉例來說，台灣的一個工會幹部，在工廠中可能是為工人利益不遺餘力，但回到家中卻是打小孩、罵老婆的沙文主義父親；在鄰里中，他是藍綠政黨的小樁腳；甚至為了工廠穩定運轉、為了自身的工作權，他還會熱烈的支持核能電廠、核能政策。

也就是工人在工廠、家庭、政治的多元角色中，因為缺乏多元社運的刺激、啟發，以及與各種多元社運團體的深入互動，往往造成勞工非常狹隘的認識。這不見得是他自己所願，但卻因社運群體、議題的劃地自限，而讓群眾喪失成為成熟公民的機會。

更細膩的區別自由派社運

雖然上述的例子皆集中在環運與工運，但事實上「自由派社運」卻是普遍出現在各種議題內。而其成員也分成兩種，少部分是有意識的藍綠附庸者，我們稱之為「自覺自由派」。至於多數人可能「因自覺的立場選擇，造成看似不自覺的走上這條路」，我們稱為「不自覺自由派」，而對於後者我們應該以更細膩的態度面對。

不自覺自由派的朋友在被質疑時，往往認為自己是「不自覺」的選擇這條路，亦即他們也真誠的質疑資本主義，或許也認同無階級社運的必要性，但卻因「中央主管、立法機關通過某某議案在即」等現實壓力而僅能不斷救火，再加上我們人力不足等因素，所以才會說這並非眼前最主要的工作。

對此我們會回答：沒錯，不自覺自由派的話從實然面來看都可成立，但他們可曾想過長久以往下去，單一的社運議題勢必愈鑽愈孤立，最終只能在議題審查的最終時刻，「不得不」、「策略性」的和藍綠兩黨合作；或者主張與兩黨進行等距外交的團體，最終也僅能走向一種虛無主義。

長久以往，社運只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僅能每每在關鍵時刻成為政黨的配合性壓力遊說團體，而讓群眾看不清支持社運團體的必要性。其二則是因政治潔癖而成為孤芳自賞的小眾運動。

其次，不自覺自由派因認為多元力量的整體抗爭並非眼前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會把自身的「單一議題抗爭」和「反資本主義的多元串連」做出階段性的區隔，在這看來只是「工作排序的選擇」，事實上已是自覺、有意識的「政治抉擇」。而其結果，才會導致永遠將重點放在「急迫」的工作，卻未看到議題會急如星火的原因，正是因為沒有掌握「重要」的多元力量集結槓桿、共識點，所以才會不斷循環。

如果不自覺自由派的朋友認同前述批評、並願意開始積極讓「單一議題抗爭」和「反資本主義的多元串連」在同一時間併同提出，那麼在轉變的當下他就是我們無階級公民社運的夥伴，並一同追求「無階級公民社運」的獨立政治路線。

「無階級公民社運」存在嗎?

事實上，「無階級公民社運」的胚胎早已在台灣出現，令人驚訝的是它蘊藏的地點，就在自由派社運的反抗過程中，例如在保存樂生、或者台灣各地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議題抗爭，無論部份的運動主事者在「策略操作面」如何堅持議題的特殊性、獨立性，而迴避與所謂不相干的團體串連；但其議題的「根本矛盾」卻都清楚指向資本主義的私人利潤掛帥的結果。所以參與此運動的年輕人，往往都會強烈的意識且痛恨資本的宰制邏輯。

如果，我們要透過社運挑戰資本邏輯，那麼就不能僅是滿足於代議制的間接民主，而是重新彌補這分裂的自我，從過去僅能在政治權力上做個遊說團體，轉而透過直接民主的方式，讓社會權力所主張的抗爭，在政策上直接被落實。這樣的例子絕非空談，其雛型已隱然出現於花東地區推動公民版東發條例的運動中。

「無階級公民社運」的嘗試

對許多花蓮基層的受薪階級來說，因為經濟生存大於一切，所以支持興建蘇花高、願意讓東發條例允許財團廉價租用土地，畢竟就業機會的價值高於環境保育。也因此環保團體的聲音一直被忽視，更遑論傳統左翼團體的反資本主義宣傳，對花蓮人來說更是脫離生活現實的瘋人囈語。

當資本財團以就業為盾、產業發展為矛挑動來打動花蓮人的心。我們反制的方式，就需以新的社運模式來提出以滿足花東就業、生活基本需求的政策發展方向。具體來說，在合作性經濟的政策主導下，以社會基金挹注各類型的合作性企業，並透過合理的薪資獎勵來吸引有創意頭腦的專業經理人，來經營公益或合作性事業、綠色低碳產業，以取代高耗能高破壞的產業。

此外，也積極扶植地方的小型民間企業，諸如合作社、農漁會、產銷班、社區產業、文化生態旅遊、小農市集等民間參與平台，並在原住民族自治架構下推動原住民族發展，以實踐真正的東部永續發展。如此既可創造就業機會，又可善用公有土地，並生產社會盈餘。

至於合作性經濟體的第一桶金（社會基金）或社會盈餘的重分配，均藉由社福、環保、原住民NGO團體、學者專家所共組的決策小組來決策。而在社福政策上，鼓勵公益性社福團體只要達損益平衡，即可獲補助來提供各式弱勢服務。至於花東偏鄉的醫療、國民教育、日常生活所需的公車路網，則由政府承擔。

或許有些人會問：這大同世界在現實中真的可能嗎？錢從哪裡來？事實上，無論是民進黨版東發條例所規劃的每年5百億預算、或者國民黨版的預算不設限，兩者都將編列一大筆預算來「為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藍版、綠版的第一條），而「被發展」的產業，依據台灣產業相關法規的慣例則是指大型私人資本，而非合作性質的公益企業。

所以，只要將藍綠版的補助平移給合作性質的產業，就能滿足我們的資源需求。此外，已有行動者據此展開行動，將美好的願景藍圖具體落實於「公民版東發條例」的法規中（請上網搜尋「東發條例公民版比較表格」），它務實的吸納藍綠兩版的排序架構，卻摒除兩黨的根本缺陷。並由東部發展聯盟、公共化協會、幸福花東促進會等團體更在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主辦「東部區域（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研討會」中正式發表。其中，藍、綠、公民版的三版優劣比較，令在場的藍綠立委候選人難以批駁、甚至公開表態願意深入瞭解。

從破到立的新社運

綜上，今日資本與受雇者在勞雇關係的矛盾，已能透過衝突制度化的機制被緩解、移轉。相對的，資本邏輯對受雇者子女在教育、住屋、醫療等基本需求的宰制；或資本對環保、弱勢族群的壓迫，其被轉圜、化解的空間卻相對更困難，所以藉由多元社運更能讓受雇者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根本、結構性問題。

而資本為了因應多元社運的反抗宣傳，也創造出更細膩的宰制策略，所以我們的抵禦方式，必需從傳統「破」的角度反對破壞環境，轉向「立」的角度創造環境優先的謀生方式、生活價值，在打破多樣化的階級壓迫的同時，建立公民社運的審議式民主及生活價值、具體樣貌，而這正是無階級社運的具體實踐。。

回顧傳統左翼無法在台灣推動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僅能標舉正確的政綱，卻無法回應資本主義千變萬化的緩解新手段。而今日的無階級公民社運認識到正確的政綱固然重要，但要將之具體地融入到民眾生存需求、現實利益當中，再配合說之以理、動之以情，才有可能成功。

而這種將片面與整體、個別抗爭與多元串連畢其功於一役的抗爭方式，不僅是讓群眾熱烈期待的現實利益，與反資本壓迫的抗爭緊密結合起來，更是無階級公民的新社運、新風貌。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