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從較硬性的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解釋說，作為自然生物一員的人類，為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必須以群體力量來擷取自 然資源，透過社會協作勞動方式來轉化自然資源為人類所用。而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這種協作勞動的各會組合方式，就塑造了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 例如由原始的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

經濟決定論與政治能動性

也就是說，每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乃是取決於當時的生產關係與相應的生產力。而在這社會經濟的根本基礎上，才會有相應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價值觀來合理化這社會生產關係。

因 此，人類社會在歷史上的重大歷史階段轉化（例如，由封建社會轉化到資本主義），首先必須是這經濟生產方式必須發展出新的模式出來，必須是經濟生活中有了根 本性質的改變，否則新的社會體制是不會落實成型的。一旦這新的經濟模式逐漸成熟，才會有其相應的新價值觀、新意識形態之成熟出現。

這就是馬克思當年所謂的下層建築（經濟、物質層面）決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價值觀層面）的經濟決定論之基本論點。

然 而，任何一個深悉馬克思著作的讀者都應能體會到，馬克思本人絕非是一個僵硬的唯物史觀論者，會漠視或否定任何社會經驗現象中屬於意識形態層面的主觀積極 性、能動性。我們只要翻閱馬克思較早期的政治分析（《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鼓動論述（《共產黨宣言》）與較晚期的政治論述（《法蘭西內戰》），都 可感受到馬克思的政治熱情與期望，恐怕是遠超過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實況與階級政治條件。

事實上，過去革命左翼歷史實踐的成功案例，無不建立 在政治主觀性、積極性跑在當時客觀的經濟發展條件之前，而非亦步亦趨地跟隨經濟發展來決定自己政治行動的下一步。例如，1917年蘇聯由列寧領導的十月革 命與後來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歷程，就是托洛茨基所論述的「不斷革命」，即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尚未成熟壯大前，就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政 權來直接推動往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

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那麼，在21世紀的今日，作為左翼、志在於翻轉資本主義社經體制的我們，應如何看待、掌握與處理這客觀經濟基礎與主觀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呢？
簡 要的說，我們首先必須清楚地區分客觀現實的本質問題與政治運動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乃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經濟與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提供了正確的論述分析：在根本性質的因果關係與客觀結構性質的主次關係上，顯然政治權力的抗爭、意識形態的論辯，歸根到底乃是聯繫 於、歸屬於基礎性質的經濟生活上。這是對於客觀現實總體結構的認識問題。

但在實踐策略問題上，即企圖翻轉既有社經體制的政治運動實踐裡，左 翼者要考慮的焦點與實踐層面，就必須集中在上層建築中，如意識形態、價值觀的批判與重建等。除非左翼運動首先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奪取到領導權，而非先打造 出一個左翼性質的完整社經體制，左翼運動就無法真正地擄獲人心、贏得廣大群眾心悅誠服地認同與參與，一起來共同努力抗爭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出來。

除 非身在資本主義社經世界裡的群眾們能以另一套價值觀來看待自己，群眾就不可能真正擺脫目前的身分認同，而去擁護另一套尚未落實的社經體制。在這意義下，左 翼意識形態的批判與重建有其無可取代的首要性。 換言之，上層建築中的政治領域抗爭實踐，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左翼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批判論述，絕非僅止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描述與批判，而必須在既定經 濟體制下不斷嘗試以更廣闊、更深層的價值觀、世界觀來呈顯展示另一個社經生活的合理性與渴求性。

意識形態的批判與重建

然 而，也正因為左翼的意識形態批判與重建是在既定的資本主義體制下進行，所以左翼的思想工作在一開始就處於主客觀條件非常不利的情況下來求發展。在資本主義 體制全面地資源掌控與精巧的意識形態運作操控下（如消費文化、意識形態符碼的置換轉移等），左翼陣營往往除了直接反彈式的抗爭外，就別無更好的條件與資源 來深入發展左翼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重建。

也就是說，多年來，左翼陣營往往只有單純而粗糙地批判、直接地反彈，而不能同時以更深層面的價值論述與道德願景來打動人心、深刻地吸引與教導群眾去突破被腐蝕多年積非成是的既定價值觀。

另 一方面， 要真正能在被壓制的現實環境裡推陳出新，創新地提出左翼價值觀（包括文化、道德等價值願景），絕非是一件簡單的工作。這創新工作需要的是不僅是基本的左翼 立場（如徹底的尊重人權、真正平等觀、群體團結等），而且是非常開放心胸視野，懂得如何在非常複雜而多元的思想資源中去擷取不同意識形態元素來創造性地轉 化為左翼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論述資源。這是因為，思想、意識形態與經濟體制有著非常不同性質與運作方式。

生活世界與社會系統

我 們不妨以當代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對現代社會以「生活世界」與「社會系統」之雙元架構分析為參考範例，來進一步闡述上述論點。所謂生活世界，即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浸淫 在生活世界的背景脈絡中，這包含了許多複雜多元的文化元素、傳統價值、象徵符號等，我們是透過這些周遭的認知脈絡來認同自己身分、與人溝通互動，來實踐我 們自己的生活角色。

換言之，生活世界本身乃是無所不包的語言與價值世界，雖有脈絡可尋但卻不是有著嚴格系統化、既定目的導向的技術操作體 系。但社會系統就不同了。社會系統恰恰就是朝向一個既定的明確目標而可精密管理之系統化運作結構，如市場經濟體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權力科層運作就是這 類典範。

由於社會系統是朝向既定目標而運作，其系統內在所有元素、環節無不有其特定定位功能來服務於這目標理性運作，所以在社會系統運作 上，左翼者恐怕只有較少空間與機會來吸取右翼陣營中的系統運作元素（如目標管理、人際互動關係管理、策略擬定等企管專業技術），而且往往在其系統的基本核 心元素上必須嚴厲批判、完全棄絕（如優勝劣敗公平競爭邏輯）。

但左翼者對於生活世界中的較廣闊、較一般性的價值論述，甚至是道德倫理觀等等元素，就不能與社會系統中的系統元素操作，來同樣看待了。

重新詮釋價值元素

也就是說，某些較為屬於普遍性的人類基本質素、基本價值概念、文化元素，如尊重個人主體、同情心、愛情、社區或民族情感、乃至於對生活事務敏銳的美感領悟等等，這些往往是在右翼陣營中，歷經傳統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威權或個人主義式意識形態架構內被詮釋包裝。
但 這些基本元素本身，卻往往可以脫離既定的意識形態解釋而可被左翼者從左翼的立場來重新詮釋，重新賦予這些元素嶄新的意義。若能如此，則這不僅會大大豐富左 翼自己的論述資源，而且正因為這些基本、普世意義的價值元素，如今才能在左翼詮釋下而得到真正的光彩與生命。左翼的理念、實踐與願景，透過對這些基本價值 元素的詮釋，才能對一般民眾展示出左翼道路才是人類理想之最佳與最深刻的選擇。

例如，尊重個體乃是普世價值之一，但這基本元素卻往往是由自 由主義者的專屬解釋價值。似乎只有右翼體制會標舉個人自由、尊重個體選擇，而左翼陣營卻是以群體之名而往往會踐踏了個體自由。然而，如果左翼陣營能重新詮 釋個體自由與群體之間的張力但卻互補的關係，那左翼陣營不僅可完全彌補自由主義對個體性非常片面的解釋（將每個人視之為原子式、脫離具體時空背景的個人， 以論證人人皆平等），大大豐富個體性的真正內涵，而且由此也才能讓追求個體解放、個人價值的群眾在左翼詮釋中找到真正的希望願景。

事實上， 右翼陣營向來精巧操控意識形態的再詮釋，將現實矛盾與看來不相干的基本價值元素湊合在一起，透過基本價值元素的再詮釋之後，現實矛盾不僅不再是矛盾而且居 然是完全有利於右翼資本主義體制的繼續穩固運作──因為，群眾接受了這套價值詮釋，認同這體制的表面矛盾都是有其無可取代的正面價值了。

近 代最好的例證之一，就是1980年代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當年大幅縮減政府社福支出，卻說成這是英國民眾自主負責、自立自強的任務，另一方面，她對阿根廷 悍然發動福克蘭島戰役，將其詮釋為重建英國傳統光榮，重燃英國民眾愛國文化情懷。事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左翼學者（如霍爾Stuart Hall）指出，柴契爾夫人之所以能詮釋成功，關鍵在於她能將某些具有深刻的基本價值元素，如愛鄉、愛國、個人自主負責等，與右翼特定的政治利益、政策串 連在一起，從而讓民眾因為認同這些基本價值元素而被帶至右翼特定的政策取向上。

以此觀之，左翼如想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文化領導權，其關鍵就 在於：左翼者如何將這些基本價值元素重新詮釋，讓它們在左翼的世界觀與政治立場上，得到嶄新的生命與意義？以讓內心擁有對自己社區、文化傳統驕傲而依戀 的、或對自主負責有深刻認同的民眾，能在左翼的詮釋中得到最深刻的認同？

換言之，左翼的政治路線可以發展為非常豐富、多元而深刻的內涵，來 包含與重新詮釋我們今日所習見的基本價值元素。關鍵是：左翼者應如何保持一個非常敏銳的道德意識、非常開放的心胸視野與非常創造性的詮釋能力？這三者，敏 銳的道德意識、開放心胸與創造詮釋，若缺其一，則左翼的意識形態批判與重建，就不太可能成功。

價值反思與重建

我們不妨以近日一本討論道德哲學與社會議題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其作者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提出的同性戀案例討論，來作為本文上述論點的總結。

作者在全書的基本立場，乃是從質疑自由主義者的社會觀，來思索更深一層的價值重建。桑德爾一再質疑，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是建立在個人有選擇自由基礎上，但單單是尊重個人選擇自由，從而容忍異己、多元，並不足以成為一個真正群體生活的最根本價值。

我們要在一個社會中願意容納異己，甚至願意以社會資源去幫助這些異己者生活方式，前提必須是我們已能了解而且在相當程度能認同這異己者的價值觀，這些異己者雖然仍與我們其他大多數人不同，但他們的生活價值已成為我們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才願意以共同資源來相互分享。

桑 德爾在討論到同性戀婚姻應否合法化的議題時，因此指出：關鍵不在於同性戀者結不結婚，而在於若同性戀結婚會成為一個爭議議題，乃是因為我們大多數的異性戀 者是否願意承認，或能體認到同性戀婚姻能反映一般婚姻制度的深刻價值，例如婚姻伴侶相互的忠誠承諾、相互扶持、相互的扶養下一代等？

除非同 性戀者能闡釋同性戀的婚姻也同樣能有這些人生伴侶最深沈的價值，否則同性戀婚姻制度就難以得到他人在道德價值上的肯定。簡言之，在這議題上，同性戀者意識 形態的批判（針對「同性戀是錯誤」的既定看法）與重建之挑戰，在於：同性戀者應如何詮釋，將普世的情愛伴侶關係價值，如忠誠、扶持等，與同性戀結合。若能 做到這點，同性戀婚姻訴求才能在異性戀為主的社會中得到認同與接納。

在 這點上，5年前的電影《斷背山》，就很有說服力了，因為我們幾乎不能說它只是一部純同性戀電影。此片正是將兩位同性戀者的戀情表達為我們一般異性戀所共有 的深刻、動人。在此片兩位同性戀者戀愛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普世的愛情價值元素。也就是說，同性戀與異性戀不是沒有對話的可能，而且處於弱勢者地位的同性戀 者更需要善於運用創造性詮釋的技巧，來透過重新詮釋普世價值元素，來讓非同性戀者體會同性戀者的價值觀。

回到左翼政治上，這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將會繼續討論這方面議題。

（台灣公共化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