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暉

新竹科學園區於1980年成立，1987年台積電成立，15年後成為全球第六大積體電路商，2009年華碩與宏碁為全球前二大筆記型電腦供應商，市佔率超過60％。2009年僅以新竹科學園區一地產值即高達GDP近7％。

今年富士康深圳龍華廠驚爆員工連環跳樓，台灣勞工團體及學界嚴詞批評。同年8月，中部科學園區爆發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爭議，同月中科三期環評被法院裁定駁回。8月22日台灣面板業龍頭友達3位高層涉嫌操作價格遭美國居留…….。

發生什麼？

上述種種只是台灣電子業發展史的一小部分，卻很清楚的呈現興衰的過程。從竹科設立開始，2千3百萬人的小島國建立全球消費電子生產的王國，是幾十年來從公部門到一般社會大眾引以為豪的奮鬥結晶，伴隨而生林百里、李焜耀，甚至郭台銘等主流價值的英雄人物。

近年來，似乎不僅在現實層面遭遇到發展的瓶頸，在社會價值上也出現許多污點。引用近期商業周刊的標題：反商仇富，台灣的社會大眾真的仇視這些看似樹立台灣數十年經濟榮景的科技新貴？勞動權益或環保意識抬頭是問題嗎？如果沒有科技業，台灣經濟又該有什麼樣的未來呢？

私人利潤至上！

探究這個問題，就必然要揭開科技王國背後的最重要的兩個根本：台灣科技業的世界分工角色與追求利潤的本質。

台灣超過80％的電子業，以替歐美日大廠代工消費電子產品為主要利潤來源，雖不斷有大資本家倡導創造品牌，但總體而言，台灣的勞動力與產業結構都服膺於不斷擴大再生產的代工角色。而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宿命，誠如馬克思在生產價格論中所分析的，即是在索求更多的低廉勞力與自然資源，如土地與水的同時，卻必須面對利潤率持續下滑的宿命。

縱然近年電子業的領頭資本家不斷倡導品牌價值與綠色企業、企業社會責任等等，企圖跳脫上述的宿命，透過品牌提高利潤率，以綠色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來預先擺脫環保與勞工意識的糾纏。但何以在近期的社會事件落得一副狼狽，反過頭埋怨起一般社會大眾「反商仇富」？從科技業追求快速實現私人資本利潤的根本動機上，就無法以上述片面的作為來得到緩解。

誠如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所述，分工角色的競爭是嚴酷的，如南韓與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企業體何以願意投入長期無法回收利潤的資本？綠色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在根本追求快速利潤的動機不變，宣傳效益與緩解輿論壓力的目的，必然遠大於個人式的道德實現，回饋社會資源必然遠少於它得之於社會的勞動力與自然資源。

也因此科技王國的根本是建立在必然的剝削上，不論是對勞工或自然環境。當超過這個社會可承受的極限，資本必然向更低生產成本的國家與地域流動。而是否能提供台灣生產力或糧食自給率，早不在考量的範圍內！
罵完以後呢？

但當無數理想青年與進步人士舉著大旗，聲討貪求利潤的資本家同時，應如何面對一般大眾所抱持的科技王國信仰與就業機會？敲碎信仰的同時，需要的是新的社會想像。面對每年高達上萬的大專科技工程系所產業大軍，環境至上價值絕非批判與抗爭的充分說詞。

面對政客的反覆，遍地烽火的抗爭運動更應該期盼建立勞動者的自立經營，以合理的薪資結構分配給高階管理者與技術勞動者，直接將勞動成果回饋到每一個勞工身上，而非集中在少數資本家口袋後，再尋求道德式的補償與責任，甚至假象的股利與分紅。

自主經營絕非大鍋飯而不求效益，而是在合理的分配後，多餘的利潤更可透過累進稅率回饋到公共教育上，以此充沛資源提供台灣基礎科學的研發與創新，研究成果也必然可在公民團體的監督下，以環境價值與公共利益為依歸。而這些都不是憑空想像，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貢企業與台灣新竹玻璃，都已逐步實現，僅僅欠缺的是整合各個實踐經驗的優劣，藉著貧富差距拉大與環境意識抬頭的契機，實踐全新企業型態的機會。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