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台灣公共化協會）

一、工運政治化的釐清

社會群眾與政治力量

工運政治化的議題，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方面，這是作為社會特定群體的勞工在社會領域中抗爭實踐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抗爭的工運如何跨入政治領域，擁有政治權力來落實（或重新定義）其社會權益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乃是勞工如何保障、爭取勞工權益，如何組織化以更有效地抗爭？而這些都是社會權益的抗爭、是社會運動之一，但卻非直接的政治力量抗爭。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勞工群眾的政治實踐問題、工運政治化、或勞工的階級政治問題（Class Politics)。 即，勞工如何發展出其階級群眾的政治認同、如何凝聚勞工整體性的政治力量、勞工的政治實踐如何掌握政權、其政權是否能完全滿足勞工權益等。

顯然，如果階級政治或工運政治化要有現實意義的話，首先在社會領域中的勞工群眾就必須已有一定程度的社會群體意識與結集力量。 若勞工群眾在社會領域中的基本組織工作都不能突破，則更高層次的階級政治就更難以發展。 若勞工群眾本身都還未能客觀表現出社會群體力量，又怎能有基礎來跨入政治領域轉型為政治力量呢？

台灣工運不僅始終侷限在社會運動的抗爭領域裡，未能發展出有現實意義的政治力量，而且在社會領域中勞工群眾組織化的發展上，目前也面臨非常嚴酷的考驗。因此，在今日我們提出工運政治化的議題，首先必須檢討的是：台灣勞工群眾如何能有一定規模的組織化？如何凝聚出群體的社會抗爭意識？其方案與關鍵策略是什麼？

工運政治化的目標

其次要釐清的是：工運政治化既然是長遠的目標（因為目前與台灣工運現況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那我們就必須釐清這政治化的方向大致是什麼？

基本上，這有兩種不同的取向。其一，選舉路線：以勞工代表參選或組織勞工政黨，從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代議政治體制裡獲取政治權力，以參與攸關勞工權益之政策擬定、執行，來落實勞工權益。這是在現有資本主義社會之國家形式內，以政治權力的部分重分配來達到保障勞工權益；這是資本主義社會衝突制度化的典型運作方式。

其二，左翼政治力量的提升：勞工政治力量的發展，並不局限（但不絕對排除）於國會、地方議員席位增加或政府部門首長之權力獲得，而是勞工本身階級政治意識提高、政治自主能力成熟等等。這路線的長遠目標，在於：勞工群眾政治力量應重新改造代議體制、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形式與內容，並在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方向下來運作無階級壓迫的公民社會之直接民主政治。

在選舉路線下，工運政治化就是將勞工群眾力量的發展指標，等同於選票，以更多的國會席次或行政權力的獲得來作為政治化的主要目標。即使是未來能以勞工政黨來執政，也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的架構下來運作（如英國工黨）。我們認為，無論就西方先進國社會勞工政黨多年來的歷史經驗，或就近年來全球化下的台灣現實狀況來看，工運政治化若以選舉路線為主要目標，不僅是方向錯誤，而且現實運作上恐怕難以發展。

另一方面，工運政治化若選擇不以選舉為主要目標，而是積極培育左翼階級政治力量以待來日能全方位改造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這絕非是脫離現實政治的考量，也並不意味這選擇就會絕對排斥參選。

本文將提出，這種不以一般習見的參選來作為勞工政治實踐的模式，而是以更廣闊、更深入、更多元的政治實踐來發展左翼階級政治，即結合多元社運抗爭、結合勞工議題抗爭與其他各類別的社會議題抗爭之總體社會運動，才應是當前台灣工運政治化可行的方向。

以下三節，我們首先討論當前工運最直接而急迫的問題：在社會領域裡的勞工群眾應如何組織化？我們將分析，勞工組織化的有效解決方案與策略，乃是將目前廠場工會的運作方式在組織形式與內容層次上提升、轉型；而能擔負起這組織工作的，乃是新生的年青幹部。唯有多元而整體聯繫的社會運動才能培育出這些新生幹部，以進步左翼的政治認識來參與工運，來推動工運政治化。

其次，本文將以公共化協會部分成員所實際參與的基本工資抗爭、無薪訪調與教育公共化等議題的聯繫抗爭實例，來說明當前台灣工運與多元社運結合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最後，我們將在上述的分析基礎上，提出階級政治與公民政治的關係與願景。





二、勞工組織化的方案與關鍵策略

工運不振的現況與原因

長期以來，台灣工運（其他社運亦然）的自主發展過程，可說是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之主客觀因素極為不利環境中艱困而緩慢地成長。於今，台灣工運更處於空前困頓的瓶頸階段。

評估工運現況的基本參考指標，就是勞工參與工會的組織率。如果連勞工群眾的基本組織關係都無法常態性的建構起來，那就意味著基本的串連動員、起碼的群體抗爭都處於一片散沙地步，那這所謂的群眾運動是處於何種境界，就不言可喻了。

幾項基本的數據，就可印證當前台灣工運發展的淒慘現況。據論者指出：「扣除類似官方保險代辦機構職業工會會員數後，每百位受雇者中，只有六點八人是產業工會會員；每百家企業中，不到四家有工會」；也就是說，「將現有產業工會會員數除以總受僱及自雇勞動人口，台灣的有效工會組織率不到百分之七」！ 而且，「台灣產業工會的組織率已經連續十八年下降，僱用三十人以上的企業中，在1989年有31%勞工是工會會員，到現在，只剩下18%而已。這些18%工會中，多數是公司經營穩定的狀態，而且集中在製造業與公營事業」。事實上，做為台灣總體經濟龍頭產業的資訊科技業的竹科、南科園區企業，居然沒有一家工會。此外，產值已達總產值70%的服務業，其就業人口已高達總就業人口之58.9%（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而有高達約六百萬受僱勞工，但除了金融服務業外，其工會的組織率也趨近於零！

台灣工運的基本組織發展，會淪落到今日這地步，乃是各種非常不利的主客觀因素交織而成。我們先針對最基本的客觀因素來分析。

首先，這乃是在全球化嚴酷市場競爭下，台灣經濟的產業結構、企業運籌模式（台灣接單、海外設廠生產）、雇用關係大幅變化下所直接影響的。即，兩岸經濟在製造業上的不斷一體化，台灣企業之生產要素之大幅整合後，傳統製造業、資訊科技業的紛紛關閉台灣生產線、大量裁員，而在海外設廠生產製造的直接結果。 由於過去至今的台灣各地廠場工會組成，除了公營事業外，大多數都是在傳統製造業之企業內，所以，一旦這些傳統產業的公司紛紛關廠遷移、資遣勞工，不僅原有工會無以為繼，會員大量流失，而且今後要在傳統產業、科技業等製造業中再新創工會，也幾乎毫無客觀條件可言。

其次，為了在全球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台灣企業無不走向彈性化雇用的經營方式，如派遣、約聘、外包、時薪等各類非正常雇用勞動型態，來有效壓低薪資成本。但這新型態的勞資關係，事實上，乃是客觀遏阻了這些勞工能夠籌組工會的可能。例如，全職、正職勞工與其他時薪、部分工時者、派遣勞工，往往有客觀或潛在利益衝突。如果現有嚴苛限制之工會法不改，如果現有的正職勞工工會不願意去吸納派遣勞工為會員，可以想見，這些越來越多的非典型就業的勞工（目前約有68.7萬人，占全體就業者6.71%），未來也極困難來順利參與工會。

新工會模式的發展方案

上述簡單的論述，對於熟悉工運現況的工運朋友們來說，應是基本常識了。工運朋友們也提出過一些精闢的解決方向，以下，我們扼要地總結這些方案，並在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相關的論點。

如何解決當前勞工組織率過於偏低的狀況，論者大約有下列幾點。 其一，針對當前對於三十人以上始得籌組工會之工會法相關法規鬆綁。因為，即使要在新興的產業結構、雇用環境中，如近年大幅成長的餐飲服務業，開創工會組織，也面對極為不利客觀限制，因為這些產業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規模。而根據工會法的規定， 只有三十人以上才能籌組工會，但目前台灣就業人口中有高達62.72%勞工（約644萬人）是受雇於三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根本毫無條件來成立自己的工會（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其二，應將目前的產業工會之廠場工會形式積極轉型為產業別（或行業別）工會。這可由目前已略具規模的公營事業工會（如中華電信）、大型私人企業工會（如台塑聯合會）、以及各縣市級的產總工會等，跨越目前企業與區域之工會組織的限制，在產業別的基礎上，積極地與其他類似性質的各企業工會共組產業別（或行業別）工會。例如，「電信與郵務轉型成通訊業總工會、台電與中油轉型為石化與能源業總工會、中鋼與汽車業可轉成金屬製造業總工會等等」。

其三，既有工會（如各縣市產總）應開始積極吸納，游離在工會體制外的非典型雇用的勞工為會員，包括個人勞工、失業勞工為會員。

其四，要將現有的各企業之廠場工會型式轉型擴大為產業別大型工會，不僅是範圍與量的擴增，其實更意味著未來質的轉化之可能性。即，若今後勞工不再以自己服務的企業公司、單一工廠之工作單位來做為工會會員資格之組織基礎，則過去至今的廠場工會所處理的主要議題，如侷限在個人、特殊性的勞資爭議等，就會以一般性、制度性的勞工權益議題，如集體性跨廠場的勞動待遇條件、整體產業別的穩定就業保障等都可上勞資談判桌來抗爭協商。此外，產業別的大型工會也最有條件來擺脫目前許多廠場工會以勞工會員福利為主要目的的服務取向，而改以議題抗爭取向來發展。

換言之，未來這產業別的工會才有可能突破目前處理局限性的、小範圍式的勞資糾紛團體，而能扮演起改造整體勞工處境、發揮政策性、制度性的運動力量的組織了。這對工運的實質發展，是不言可喻的。

前述四點都是基本發展方向，但要具體做到，則必須解決關鍵因素，即必須有一定數量新生的工運幹部來承擔新型態的組織發展工作。因為，以目前稍具規模的工會來說，一來限於較傳統的工作經驗（甚至自身已有的利益包袱），二來限於早已不敷需求的有限工會人力，客觀上都難以來承擔上述所建議的大規模、新型態的工會組織工作。

缺少了新生的工運幹部來落實推動解決方案，則上述的建議方案，也僅止於紙上談兵，了無實質意義了。

關鍵因素：新生幹部、多元串連的社運實踐

那麼，這些新生工運幹部又如何培養出來？ 在工運長期低迷狀況下，連老幹部、會員都不斷流失中，又哪來的條件與資源來培養出新生工運幹部呢？

答案是：這些新生工運幹部應是外來於既有工會脈絡、而且必須有整體社會運動觀與基本左翼政治認識者，才能擔負起推動新型工會運作模式的工作。 正因為這些新生運動者，往往不能從傳統的工運抗爭中來鍛鍊其運動認識，而必須從其他多元議題的社會抗爭中來總結出其整體社會認識與左翼的階級政治立場。唯有基於這種整體性的社會抗爭經驗與政治認識，他們才能以全局、整合的角度來參與工運以推動勞工權益更一般性質的議題抗爭、來組織更大規模、更具整合性的工會團體。

換言之，這些新生的運動種子，必須具備了全面、多元抗爭經驗與左翼政治認識的高度，否則他們就難以突破今日零散化、局部性、福利與服務取向的工會模式，更難以開闢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來轉型目前廠場工會的型式到全階級性質的工會抗爭。

這答案又引發了下一個問題：這些新生者本身的多元抗爭經驗、左翼政治認識又從何而來？又如何能被鍛鍊出來？這問題可分兩方面來討論。

首先，由於當前台灣的各類社會矛盾，例如環境、土地、古蹟的破壞與攫取、教育商品化等，幾乎都是總體資本運作下的直接結果。因此，凡是有一定程度參與各類議題抗爭的青年群眾，在歷經與官方單位、利益集團實際對抗後，或多或少對於資本主義體制都會有基本的批判。例如，在各環保議題、古蹟保存的抗爭過程中，抗爭者可體會到古蹟文化之所以無法保存、環境評估之所以會放水，根本不是專業判斷問題，而是生態保育、古蹟文化價值必須讓位給資本利益的經濟發展、讓位給房地產利益集團的土地炒作等等。

這些多元議題的抗爭，不僅是直接利益的衝突抗爭，而且更是合理的公民社會價值觀被資本壓制與反抗。這種價值觀上的直接對抗資本邏輯，更容易衝擊、啟發抗爭青年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識。

然而，這些個別議題抗爭本身卻是有其特定範圍與局限性的。幾乎每個議題的抗爭力量都是分散、孤立而微弱的，而這更容易讓掌握整體資源的國家機器來各個擊破、分化操控。因此，我們答案的第二方面，就是：在任何多元議題的抗爭裡，不同領域的抗爭者必須積極嘗試相互支援、相互介入也相互學習。

這相互支援與串連的聯盟運作，不僅在同類型議題內來進行，更應跨領域、跨議題類別（如環保議題與工運的紅綠聯盟、教育公共化議題與基本工資議題的相互支援；見下文討論）。這種多元串連、多元整合的運作， 不僅是最有效地發展出更多的群眾抗爭力量，而且是當前社運（包括工運）轉型發展的必要途徑。

我們可以想見，一旦青年群眾是在多元議題相互支援的抗爭過程中成長，這些青年的對於資本主義的總體認識，乃至於政治認識，就必然大為不同。他們可從這些相互聯繫的多元議題抗爭中，深刻體會到資本邏輯的宰制乃是無所不在。他們會體認到，各方抗爭力量雖來自於不同領域，卻不約而同地匯流於對抗一個共同宰制者：資本主義私人利潤掛帥的強勢運作。經過這種多元聯繫之社運抗爭洗禮後，一旦這些有志青年再到工運中去貢獻心力，他們就是帶著這全局觀點、較深刻的批判認識來推動目前廠場工會的轉型、籌組更具有階級抗爭意義、更具有包容性的產業別工會等等工運基本工作。

總結來說，唯有社運的多元串連、相互支援的抗爭實踐，才能培育出未來更多的新生幹部，這些新生者乃是擔負起當前工運轉型發展的種子隊伍。



三、工運與多元抗爭的實例與模式

基本工資、無薪假與教育公共化抗爭

上述所強調的多元議題抗爭之相互聯繫關係，並非是基於外部的抗爭效率而強行硬加的。事實上，若非各議題抗爭的群眾主體在抗爭過程中體會到相關的利益取向或利益角色，這種多元聯繫關係是無法真正建立起來。

這是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任何一個單一議題的利益衝突，都不可能是純粹、單一化的脫離周遭密切相關的其他利益。任何一個特定議題的抗爭，雖有其主要對抗焦點，但必然涉及其他相關、次要的利益衝突。有時，這單一議題的當事人就同時兼具了其他相關議題的當事人角色；有時，這單一議題的其他相關議題的當事人乃是其他類別的群眾。

因此，我們在任何單一議題抗爭時，就必須精確掌握這議題各種相關的其他議題、利益衝突與價值觀等，然後針對這些周邊相關的議題衝突來拓展當事人的關懷範圍，並尋求其他相關當事人、群眾的支援。擺在工運發展的脈絡裡來看，勞工們其實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許多攸關自己現實利益的重大社會議題應積極參與。有的議題直接與勞工權益有關，有的則是間接相關。

公共化協會部分成員曾積極參與前年開始的基本工資抗爭、去年年初的無薪假訪調，這兩項都是勞工權益的議題，但在無薪假訪調過程中，我們除了將這兩個議題結合起來，還將教育公共化議題串連起來，並深深體會到這三者不僅在現實生活中是緊密相連，而且是集中表現在當事人，勞工群眾主體，的基本利益上。

以下，我們簡要論析這三者之間的聯繫關係。 無薪假議題固然是一個獨立的特定議題，但與此息息相關的則是基本工資調漲的議題。無薪假對於勞工權益的實質影響其實是減薪。近年來台灣勞工薪資已呈不斷實質下降趨勢，面對著未來極有可能的物價上漲現實，勞工們的薪資水平實已到達不容繼續下降的臨界點，否則台灣勞工的生活將淪於難保基本生活需求的悲慘地步。

因此，無薪假抗爭的根本意義，固然在於保障勞工一般工資的收入水平。但要確保這一般工資水平，除了無薪假等特定事件的抗爭外，治本之道更在於，將法律明定但已嚴重落後於勞工實際生活最低需求的基本工資加以調漲。這不僅能讓台灣勞工（包括外籍勞工）整體工資水平下限有基本保護，對於無薪假抗爭勞工來說，基本工資調漲還能使得一時被迫無薪假的勞工家庭之基本生活需求能有起碼保障。

基本工資調漲的抗爭，乃是長期性、政策性的抗爭行動，長遠來說，會水漲船高地使得整體勞工薪資結構跟著上升。因此，這抗爭行動將惠及台灣整體勞工利益。若今日遭逢被迫無薪假的勞工們，平日也積極參與基本工資調漲抗爭，就能長期積累各方、跨產業、跨縣市的勞工夥伴們的支援力量，一旦要在自己的企業廠場內為無薪休假展開抗爭，就能得到更好的外界奧援，以更雄厚的社運力量集中焦點於一廠一地的無薪假抗爭。無薪假抗爭（或勞工權益的任何單一議題），從來就應與其他勞工權益相關的議題緊密地相互聯繫，才能在每一個單點抗爭突破時卻有相對整體面的支援，來發揮最大效益。

換言之，在當前廠場工會的動員限制下，最有效的動員抗爭策略之一，恐怕就是這結合多元議題的抗爭訴求來結集更多有共同利益的勞工群眾來大力抗爭、提升勞工抗爭意識。

在這次無薪假訪調中，所有有家庭兒女、且兒女正值就學期的受訪勞工，幾乎都異口同聲地提到自己非常重視小孩教育，因此常常加班、延後自身的退休年限，為的就是要多賺一些錢來給小孩補習、上大學，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教育資源立足於這競爭激烈的社會裡。但在今日教育商品化的趨勢下，小孩的教育費用一直是勞工最大的一筆必要生活支出。唯有徹底改造當前教育商品化的政策，才能使勞工既能保有小孩的受教機會與受教品質，又能以低廉費用得到。

因此，勞工們平日就應多參與教育公共化的相關議題之抗爭（如十二年國教、反高學費等議題抗爭）。這一方面以作為學生家長的身分爭取應有的社會權益，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自己今後進行勞工議題抗爭時，能聯繫其他社會領域的不同團體、群眾的聲援與支持。讓勞工議題也能成為整體社會所關注之焦點，成為能舉起整體社會抗爭力量的關鍵支點，以補勞工自身力量之不足。這乃是當前多元社會裡多元而機動匯流抗爭的必要策略。

擴充來說，上述這種由主要一元利益而同時連結了其他相關利益的抗爭運作，其實是當前台灣社運多元抗爭的普遍原則。例如，在目前反蘇花高的議題抗爭中，要能將反對興建蘇花高速高路貫徹下去，就必須同時聯繫於基本價值觀（如慢活、環保重於經濟發展等）抗爭、文化觀光對抗大眾觀光、區域經濟對抗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各類議題抗爭上，否則這單純的反蘇花高訴求將難以全面、扎實的落實。這單一議題抗爭卻是透過多元議題聯繫與支援，正是紅綠聯盟最好的示範。

簡言之，單一議題的集中抗爭與多元力量之連結支援乃是同時並行，任何單一議題之抗爭實踐，必須一開始就在多元支援、整體抗爭的脈絡中進行。這種不僅是符合議題本身的複雜相關性，更反映了當事人群眾主體的整體利益。



四、從階級政治到公民政治

上述分析若尚能言之成理，則我們實已重新定義傳統的左翼階級政治了。即，針對台灣今日各種社會矛盾而發起的各類社會運動，在本質上，就是左翼階級運動的實踐了。

首先，勞工階級抗爭絕非是孤立、單一的階級抗爭，而是從一開始就處身於一場整體改造資本主義的社會總體戰。勞工群眾本身的權益抗爭，應直接聯繫於前述多元社會運動，以從社會各層面來進行對於資本主義的各種價值觀、各種實際運作的弊病、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等的批判抗爭中，不斷吸取各方養分、厚積自己的社會基礎。事實上，勞工多方參與社會總體戰，這不僅是要爭取外在的支援，也是勞工群眾自我成長的必要過程。

也就是說，台灣傳統的勞工群眾應積極地與其他社會多元抗爭力量團結起來，彼此在各自特定抗爭場域中相互支援、相互學習，從而將各自原本獨立、分散的抗爭議題與群眾力量在運動中串連起來，成為更全面的抗爭力量。 傳統勞工的力量只有匯聚於全面社會多元運動裡，這力量才會有大力發展前景。

另一方面，在多元社會議題抗爭中，我們應針對每一個議題提出特定訴求與抗爭來擴大操作、整體聯繫、相互支援。如前文分析，任何特定議題的抗爭都不可能片面地侷限在這特定議題的框架之內。每一個社會議題的癥結矛盾，客觀上乃是整體資本利益與政治權力結構的宰制。所以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就必須不斷提醒抗爭群眾在政治認識上，體悟這些結構關係，讓抗爭群眾逐漸提高自己的政治自覺。

總結而言，台灣社會運動的各方抗爭力量乃是從不同領域、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利益抗爭出發，卻不約而同地匯流於對抗一個共同宰制者︰資本主義的私人利益。對於資本家來說，任何事物都是有利可圖的商品，包括社會基本資源如生態、教育、醫療，一旦這些社會基本資源淪為私人商品來販賣圖利，資本主義就成為追求公益優先的社會抗爭群眾的公敵了。

正因如此，台灣傳統的勞工抗爭與社會多元運動有著非常緊密的共同運動基礎。一方面，兩者客觀上都是在對抗資本主義宰制；另一方面，兩者的運動實踐，客觀上都是在進行一個公益優先、群眾參與、直接民主的無階級壓迫的公民社會建構過程。

以此來看，當前與未來勢必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台灣社會多元抗爭運動實踐內涵，就不是一個單一、特定群體的過去階級運動詞彙所能涵蓋的，而應是懷抱著公共精神、公益目標、尊重多元價值、扶持弱勢的成熟而理性的公民意識者，所實踐的社會公民之多元抗爭與整體解放的偉大運動。這乃是我們對於未來工運政治化的願景。

我們熱烈地期待、也正積極參與這公民政治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