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台灣社運發展至今日，應有一個基本共識：各項社會權益訴求若要真正落實，社運團體就不能仰賴主流政黨一昧扮演遊說團體的角色，而必須將社運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通俗的說，即「社運政治化」。

社運政治化的條件

而要做到社運政治化，首要之務就在於：目前多元性質的社會議題訴求，各種分散性、零碎化、微小規模（除了極少數的抗爭）社運抗爭力量，就必須在內外領域中扎實地連結起來。

對內連結方面，就是在社運界中，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抗爭力量，必須逐漸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建立起深入合作的夥伴關係，逐步建立起運動觀上的共識，從而才能在未來政治領域裡，以共同的政治面貌來爭取全民支持的政治權力。

對外連結方面，各種多元社運抗爭力量就應擺脫目前社會邊緣者角色，在實踐中只能為自己特定訴求來抗爭，而必須跨越目前侷促於社會一隅的空間，將各項社會權益訴求提升為台灣社會整體社會基本價值的一部分，以爭取大部分民眾的衷心認同。惟有如此，台灣社運力量才有可能在當前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關鍵角色。

社運與文化領導權

換言之，如何讓台灣進步力量的各種權益訴求，成為整體社會整體的願景，乃是當前台灣社運者無可置疑的運動任務。

當前各多元議題的抗爭訴求，必須在論述上、實踐上聯繫到我們當前社會的價值主軸上，讓任何原本看起來是單項、特殊利益訴求的議題，成為我們基本價值觀、基本公民權益的問題。若能如此，則今後社運各種特定議題的抗爭，就不會再是僅限於特定當事人的權益抗爭，只能訴諸於這些相對少數（往往也是社會邊緣的群眾），而是普遍價值下的一般民眾所能認同支持的抗爭力量了。

這種在運動抗爭中展現出新的價值觀、新的社會願景的實踐，就正是當年西方左翼運動中最具原創性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所再三強調的文化領導權的運動實踐。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概念，有兩項重點。首先，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統治根基，不在於政治力量的直接壓制，而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早已穩固地深入人心，得到被統治人民的認同；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已成為整體社會的共識了。因此，要真正掌握政治領導，首先就必須在社會文化領域中，贏得文化領導權，即本文所說的社運界的社會基本價值觀的建立與民眾的普遍認同。

其次，這文化領導權功能與範圍，乃是它能將各多元社會領域在根本性的價值取向上統合起來，讓這些不同性質的各種社會生活實踐能在基本的價值主軸上結合，從而在政治抗爭發揮整體性的認同來掌握政權。

簡言之，雖然社運抗爭會以多元形式來發展，但在發展文化領導權的多元實踐過程中，社運力量卻必須從各方面來彰顯出更深沈的價值主軸、更相融的全面願景來吸引全體社會。

社運文化實踐的效果

一旦社運抗爭能與文化價值的實踐聯繫起來，我們就會看到：其實社運抗爭的內涵是非常豐富、多元而無比深刻的。當前社運的各種議題抗爭，就不再僅是現實利益抗爭，而同時是社會基本價值觀、基本生活方式、社會願景的抗爭。

例如，社運團體反對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除了反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之外，也同時應捍衛、倡導另一種的生活方式，另一種人類與自然的共存願景，諸如以慢活方式、區域經濟規劃，來取代當前急功好利的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發展觀、大眾消費價值觀等等。若是如此，就是將原本單一性的生態環保議題上升、拓展到基本生活方式的選擇、基本社會價值觀的層面上。這運動所能發展的群眾動能，就不僅限於當地民眾、環保人士而是被這種嶄新的社會願景所打動的其他領域的廣大民眾。那這運動的風潮就不再是侷限於環保抗爭領域，而延伸到整體社會新的趨勢潮流上。

在這更廣闊、更深刻的價值觀倡導上，這種結合了環保與生活方式的訴求抗爭，更會正面交鋒於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如唯經濟發展、大眾消費等。我們越是深化這類價值觀的倡導，就越能鮮明地對照當前主流價值的缺失與蠻橫，就越能激發民眾自己的批判反思意識，就越可能讓民眾深切地體認更理想的社會願景，從而更扎實地擴大社運進步力量。

又例如，社運團體鼓吹教育公共化，要求社會承擔所有教育支出成本，免除所有學生的學費負擔等。表面上，這只是教育資源承擔、分配的議題。但若社運團體將這議題聯繫到個人教育水平與能力乃是整體社會資源，以及教育成本是非常昂貴而非一般民眾可承擔或應承擔等觀念時，則對教育公共化議題的訴求，就已提升到批判市場經濟邏輯與教育之間的關連性。

亦即，教育公共化的願景，乃是直接批判教育商品化、成本效益、受教者付費等基本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因此，在這基本價值觀的宣導下，若一般學生家長、學生們接受教育公共化的訴求時，他們同時更是開始反思、批判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若是如此，則今日一個單獨議題的抗爭，其實也正是在為來日更全面的新社會願景、新人生價值的運動抗爭而努力！

今日各種多元抗爭，正應如此地聯繫到全面性的社會願景上，聯繫到更根本性的文化價值上。今日社運的當下、直接利益的多元抗爭，其實也正是爭取對於整體社會價值主軸的發言權與詮釋權。一言以蔽之，社運要政治化，就必須在本質上進行文化領導權的運動。一如當年葛蘭西的洞見，公民社會的進步力量抗爭，唯有在這文化價值戰線上成功，才能真正掌握政治領導，才能真正保證社會權益落實。

社運文化實踐的方式

那麼，什麼是社運文化實踐的具體方式呢？

基本上，社運文化實踐可分為兩大方面。其一是直接的文化活動與創作。這除了社運者、一般文化工作者自己的文化創作外，還包括了社運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類文化商品、社會生活方式、趨勢潮流，如主流商業電影、電腦遊戲、文學、美術、網咖、親子關係等等評論與分析。

其二是社運界本身所實踐出來運動文化。即，在社運的各種抗爭活動中，所具體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如內部互動方式（如團隊內部的民主生活、利益分配上兼顧公義與效率的方式），或在不同議題抗爭中的各團體相互支援聯繫、相互論辯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共同運作方式與運動觀，如審議式民主的論辯、多元價值觀的相互尊重與融合等。

社運的文化實踐，就是透過上述兩大運作途徑，逐漸成形具有公共精神、能滿足個人自我成長、群己關係之理性互動與更深刻而合理的社會價值願景。換句話說，社運的文化實踐，不僅是直接的文化評論與文化創作活動，它也包括了社運界本身的行為模式、團隊文化等實際的表現。一般群眾不僅會針對社運團體所提出的訴求來了解社運，更會從社運團體本身的實踐方式來檢驗這社運所反映的文化價值是否真的如此真實而深刻。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討論社運團體的組織文化等議題；我們將集中焦點，討論文化創作、文化評論與社運的微妙關係。

雖然本文強調社運必須積極進行文化實踐以掌握文化領導權，但這絕不意味社運與文化創作與評論之間，就是一種簡單的線性、直接因果關係。有的文化活動乃是直接以運動主題為創作題材，但又同時不淪於運動宣傳品，如過去中共文革時代的樣板戲或國民黨政工幹校的文康大隊活動。

這類最好的正面範例之一，以筆者個人經驗來說，乃是「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的演唱。他們的許多歌曲內容是針對台灣近十餘年來各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實際抗爭的經驗而譜寫的。它包含了我們社會中最黑暗、無助，你我絕大多數所未曾經歷過的悲慘際遇的人生辛酸，如老邁妓女的自殺、如樂生院的年邁院民、如拿不到賠償金的被切斷手臂勞工等等。這一切經驗的哀泣、憤怒、抗爭與不屈服的志氣，完全浸染著這些歌曲。許多抗爭者都以不同方式直接參與這些歌曲的創作，所以這些歌曲可說是群體互動的共同記憶、共同心聲。

毫無疑問的，台灣社運非常需要這類直接以抗爭主題為創作內容的文化創作來激發民眾最自然而澎湃的認同情感。但，社運與一般文化創造之間還有其他不同性質的關係。

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創作，必然包含了非常複雜而豐富元素；因此，許多社會一般文化活動成果不必然會直接融合於、服務於一個有的直接、明確現實取向的抗爭目標。作為一個社運者，他往往會失望於這些文化創作或活動（即使創作者本身支持社運），發覺這類活動無法直接地拿來作為運動宣傳品。其次，文化創作者的創作自由是不可侵犯的，社運者不應對文化工作者提出任何創作上的指導意見，否則這就不是文化創作而是政治宣傳了。

然而，作為一個有強烈社會抗爭意識的社運者或文化活動者，他卻可以透過文化評論的方式，來掌握文化作品中某些特定元素（如作者企圖、創作風格或作品的脈絡、接收環境等）從而將許多正面意義或負面意義的各類文化活動，加以闡釋其文化價值，讓文化消費者能反思自己所喜好、所習慣的文化活動能在更深遠的批判意識下來檢驗，來自我調整。

簡言之，一切的文化活動，在一個有犀利批判意識與精湛文化素養文化評論者眼中，都可作為正面或負面的教材，來提升我們的文化願景與價值觀。長期來說，這也是更扎實的文化領導權之工作。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