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劉兆玄院長終於請辭了。他的請辭與其說是出自於自我檢討的評估，不如說是在近一個月來社會龐大民怨壓力下的現實選擇。

我們評論的焦點不在於劉揆個人的去留，也不在於未來人選這類政治人事的一時更迭，而在於未來無論由誰組閣，我們的政府將如何面對日益深重的民生困苦。

這次深沈的民怨，不僅是史無前例天災之禍的直接結果，更是近十年來台灣經濟停滯下，年積月累之民生困苦的悲憤吶喊。

以一個簡單的數據就可知，台灣民生困苦已有可能演變為社會崩遢的土石流。以最近統計數據來看，台灣所得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其總人數286萬人在最近七年，每年淪為負儲蓄，也就是不僅入不敷出，而且連基本生活開銷都有問題。

但一個社會真正開始會產生社會動蕩與危機，主要要看次貧族是否也開始陷於生活困境。這方面的數據，顯示出台灣社會正面臨這潛伏的危機。即第二低的所得組，其人口高達436萬人，年儲蓄率亦僅7.13%，若扣除掉年通貨膨脹率，大約只有百分之四、五而已。也就是說，他們的收支僅差可相抵而已，若家庭收入再有稍許變化，如減薪或基本開銷增多，則立即會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若是如此，則台灣社會陷於實質貧困境地的人數估計將高達七百萬人（所得最低兩等分之家庭收入者），總人口的30％，幾乎是每三個台灣人，就有一位是實質窮困者。

可想而知，這些龐大貧困者的隊伍，在可預見的未來，將只會越來越多，社會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而台灣貧困的民眾若無市場之外的集體力量與資源來有計劃的救助、輔導，則只會被極端負面因素牽絆，如自殺率、犯罪率與家暴率的同步增高。這一切都已不再是預測而已，都有驚人的數據可作佐證。

例如，在2006年，台灣自殺率（每十萬人有十七人自殺）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十三人），而 七成自殺死亡者集中在（25至44歲）的青中壯年男性工作年齡者。在 2001-2007，刑案增加率提升39.1％。而在去年，兒少家暴案件，年增加率為暴漲百分之二十，通報案件高達七萬九千件。

這一切的民生困苦已帶來社會穩定秩序、家庭最後支撐開始動搖的警訊。這一切的現象，簡單的說，乃是過去台灣奇蹟開始破滅、市場失靈下的直接結果。

市場若嚴重失靈無法帶來必要的就業機會，則唯一的機制就是政府不能失能。事實上，若依社會救助法，政府有責任即時救助家庭生活水平低於一般家庭消費支出六成以下的民眾。

在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嚴正要求政府必須重新釐定公共政策，全方位地提供社會基本需求的服務，以救助廣大民眾的困苦。

我們將繼續討論，政府如何有效地做到救助民生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