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國際知名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學者，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這次能應浩然基金會邀請來台訪問講演，對於台灣知識界來說是一個難得機會，來透過阿敏這位長期以非主流觀點角度來批判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論述，重新反思台灣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途。

一、阿敏來台的深遠意義

然而，對於筆者個人與台灣左翼知識分子來說，阿敏來台，恐怕還有一層更深遠的意義。

阿敏絕非是浮泛的批判資本主義體制的學者，而是有著鮮明知識取向與深刻學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因此，我們左翼知識分子對阿敏理論論述的吸收與討論，從來都是放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架構與水平上來看待的。

一方面，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惡質運作下，我們格外地期待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來掌握、分析與批判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期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不是一個過時的教條或陳腐的理論，而是能與當前資本主義新面貌與全球脈動直接聯繫起來，從而提出犀利、客觀的科學論證。

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在科學知識的解釋上，提出更深刻的因果關係分析，以掌握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危機，馬克思主義對於當代人類的解放實踐，又有何特殊價值可言？

另一方面，自1945年戰後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遠不能與馬克思主義在其他領域的知識成就相媲美（如文化研究、社會學或政治學的研究），但畢竟有幾位重要的開山立派的學者，如美國《每月評論雜誌》的史威茨（Paul Sweezy，1910～2004）、比利時籍的托派學者與政治運動者，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但這些上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絕大多數都已凋零離世了，如今，碩果僅存而且能以全球格局視野來綜論全球資本主義、提出未來宏觀遠景的，阿敏即使不是唯一一人，也是極少數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綜合上述這兩方面的期待的高標準，筆者個人不能不對阿敏的政治經濟學論述，有著諸多的疑問。

我們的質疑，當然不是否定阿敏深厚的學養與多年來堅不妥協的道德風範。筆者的疑問與批評，姑且可視之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拋磚引玉。但願台灣年輕的一代，或能藉此討論，而激發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更進一步的興趣。

二、資本主義建立在自我矛盾的運作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批判論據之一，就是勞動價值說。

即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場機制中交換，其基礎就在於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都是由人類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而不同商品之所以能等價交換，關鍵在於生產這些商品的勞動量是相同的。市場現象是價格相同才是等價交換，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這量化的價格卻是反映了商品本身的價值。價值量多少決定了價格高低，而非相反。

這套勞動價值說，在20世紀中期之後，尤其是數量經濟學興起後，早就被主流經濟學家視之為笑柄、偽科學的意識形態論調，根本不能解釋市場波動、商品價格充斥的資本主義現實。

然而，一旦放棄了勞動價值說，在論證邏輯上，我們就難以論證資本家的利潤主要是靠剝削（不等價交換）勞工（受雇勞動者），從而才會有資本的積累。如果資本主義的罪惡不是建立在剝削基礎上，那它的問題充其量只是分配不均，這只要在生產之後的分配領域裡藉助稅收手段的重分配，就可多少解決了貧富不均的問題。

在這關鍵上，正是馬克主義政治經濟學者與一般浮泛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本質性批判的根本分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資本主義的根本批判，不在於社會道德上對於社會現實中的貧富不均，或人道主義式對貧困勞動大眾的憐憫而厭惡資本主義，而在於在科學分析上，它能合理地斷言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自我矛盾的運作基礎上，從而永遠有其內在的總體危機，而不斷地將全球各地捲入其中。

這經濟運作的自我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剩餘價值唯一的來源乃是人類勞動，而利潤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因此資本利潤的高低基本上是取決於總資本中人力資本的比例（資本的有機構成，即總資本中人力資本與投入機器資本的比例）。但隨著科技發達而導致的人力資本比例越來越低，這就意味著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會呈現長期下跌趨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科技越進步，生產力越高，但它同時帶來的失業率就不斷上升、社會危機、貧富不均就不斷擴大。

換言之，社會貧富不均、經濟不景氣等等，只是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結果，而要真正解釋利潤率下降趨勢的根本原因，就須藉助勞動價值說。勞動價值說，乃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必須接受的核心概念，以據此具體分析資本主義的種種現象。

三、放棄勞動價值說？

然而，自20世紀以來，許多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卻越來越公開倡言，勞動價值說是一個錯誤，或至少是無法邏輯地成立的概念，主要是因為馬克思當年由商品價值轉化到生產價格的論證錯誤，以致於勞動價值說只能作為一個哲學上論述來欣賞（如馬克思精采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啟發了一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考，如盧卡奇）。

美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也是每月評論雜誌的創辦人，史威茨，就犯了這嚴重的錯誤，以致於他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諸多批判，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論述，不如說是一般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論述──即在幾乎完全放棄勞動價值說的論證上來批判資本主義。

很遺憾的，阿敏在這關鍵論點上，也似乎如此。事實上，多年來阿敏在兩個層面上似乎都並未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與嚴謹的論證來詮釋與運用勞動價值說，這造成了阿敏不僅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失之於經驗現象層面的分析，也讓長期關注於第三世界不平衡發展歷史經驗的阿敏，無法合理地解釋他原本非常原創性的對國際貿易不等價交換的論點。

首先，阿敏在較近期批評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後現代思潮的兩本論著裡（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出版；Spectres of Capitalism，1998出版），對於當前全球資本主義之所以會淪於停滯發展的困局，完全不分析資本有機構成偏高、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而只不斷提及說，這主要是肇因於戰後長期繁榮的三大現象，如勞資妥協的社會福利國家、「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蘇聯經濟（這也是不符合當時現實的論點）、與追求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之經濟發展等等，都已隨著時日的消逝而力道衰竭了（見1988：22頁）。

其次，阿敏在其早年成名著中，《不平等的發展》（1973出版，台灣中譯本1998），表面上是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說來分析第三世界後進國與先進國之間的不等價交換，但實質上，他卻是以新李嘉圖學派（深受義裔英籍學者斯拉法影響）所謂商品量換算商品量的分析模式來計算商品價值，以證明不等價交換。這種分析模式，事實上，是放棄了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概念與生產價格論（即勞動價值說的價格理論），而改以非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來分析客觀現象，而帶來極大的概念上混淆（請參見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中對阿敏的批評）。

四、結語

總的來說，筆者由衷的敬佩，阿敏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不妥協的批判，以及他對於過去作為指導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現代化理論」之前瞻性的反駁，並提出許多洞見，如第三世界部份區域發展乃是「結構性的曲扭」等論點 。

然而，這些觀點幾乎都是在含混、片面地借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概念來論述的，以致於我們難以從其論述中學到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思考與分析方式。而一旦喪失了這辯證思考方式與完整的勞動價值說，我們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恐怕就不是建立在紮實的科學理論基礎上。長遠來說，這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障礙。

在這點，我們很遺憾的發覺，阿敏的論述並沒有解決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