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近年來，全球各地社會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Middle Class）沒落論、社會兩極化的趨勢觀察不斷出現在社經分析與媒體論述，例如源自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源自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日本與台灣M型社會的出現」。台灣的主流媒體，如《天下雜誌》與《中國時報》，也曾針對台灣中產階級的現況與變遷趨勢，提供了專題報導。此外，中國大陸也有類似論著，全面地分析全球中產階級的變遷趨勢。

從各方分析與數據顯示，大部分全球中產階級（除了中國大陸與印度外）正處於明顯往下淪落的趨勢裡。作為一個整體性的階級來說，全球中產階級（尤其是過去有堅實社會基礎的先進國）的勞動條件、收入、生活水平、社會地位、階級人數所佔的社會比例、階級再生力（讓自己下一代也保有目前階級地位）等等都越來越惡化。這的確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趨勢。

針對這基本事實，我們除了需要釐清相關論點外，還必須追問︰我們如何解讀這階級變遷的意義？中產階級的下降與淪落，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上，反映了什麼重要意義？其次，從左翼的政治運動觀點來看，我們應如何掌握當前中產階級淪落的趨勢？

本文將以美國中產階級為例，簡要的討論這些問題。

一 、晚期資本主義成熟運作下的產物

中產階級，固然是社會學針對社會群眾的生活水平、文化方式、收入等級等各社會條件來衡量，但這些社會條件卻是更根本地來自於經濟領域裡的特定社會分工。但這社會分工不是單純的職業分類，而是在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裡運作。

因此，我們應從三方面，即社會生活、社會分工與生產關係的地位，來分析中產階級的階級處境。

從資本主義整體生產關係的特定地位來看，中產階級最簡明定義就是︰它是處於掌握資本、掌控利潤的資產階級，與提供勞務、賺取工資的勞工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這中間地位，反映了現代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裡特定的生產分工角色。換言之，現代中產階級的命運，是依附於資本主義生產運作的變遷而改變的。

在早期資本主義剛興起的時代裡，先進國社會裡還沒有當代中產階級，而是處於資產階級與勞工之間統稱為「中間階級」群眾，他們主要是小生產者、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農民等（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在那時，當前大規模的服務產業還未全面興起，而在生產製造業裡的生產過程，相對來說是較為單純，沒有大量的管理階層、專業技師等等。

我們今日的現代中產階級，乃是戰後晚期資本主義成熟運作下的產物。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分工日趨複雜、精密與彈性化，製造業的生產流程除了簡單技術的勞工外，更分割為熟練技術勞工、熟練技術技師、領班與階層式管理者。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市場的擴大與複雜化，商品生產與銷售必須透過龐大中間環節的精密分工與輔助運作，來加速總資本的循環，以不斷提高或保有利潤。

這介於生產與銷售之間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產業，就是今日統稱為服務業的產業，如交通運輸業、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業（如醫療、法律）、文化媒體產業等等。換言之，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分工與產業結構的重組，帶來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受雇勞動者。

一般說來，中產階級的分工階層與職業類別，主要包括了︰在製造業的熟練技術勞工、中低層的專業技師與管理階層（如領班、組長、科長與小部門的處長、經理等）；在服務業的中低層勞動者，如售貨員、業務員、秘書、文字編輯、媒體記者、中小學老師、銀行中低行員等，即俗稱的白領勞動者。此外，這些中產階級也包括了過去俗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勞動者，即自我雇用或非常小規模的雇主（如紐約許多送貨、禮車司機都是外包事業的雇主，底下員工是自己的子女、親戚等）。

這些中低層的勞動者佔了中產階級的大部分比例。但有少數勞動者雖在分工上屬於這類別，不過他們的角色、職位、收入以及與資產階級、統治菁英有更親密的權力關係，是中產階級的上層份子。在實際的社會類別上，更應劃歸於資產階級的外圍、附庸角色。這些，包括了大企業有緊密合約關係的律師、會計師、高階或龐大部門的管理階層，乃至於醫生、大學教授等等。這些中產階級隨著戰後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而日趨成熟、鞏固，並塑造了幾代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表現。這尤其表現在戰後美國社會，所謂「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服務業的興起」，而帶來了龐大都市中產階級的群眾隊伍的出現與不斷再現（見70年代的名著，丹尼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這社會邏輯的論述）。

從戰後至60年代末，乃是美國資本主義（也是當時全球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長達20餘年的階段裡，不僅總體平均利潤率長期上揚，失業率維持低檔，而且社會分配也相對較合理，勞資雙方也維繫穩定的協商關係。這時期，也正是美國中產階級佔社會比例的高峰。中產階級的穩定就業、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隨之而來就是他們保守穩健的價值觀、與樂觀文化滲透於全美國（當時火紅的電視節目，都普遍強調中產階級的社會秩序與家庭和樂，如台灣譯為《天才小麻煩》的「Leave it to Beaver」，就是一個例證）。這時的美國社會，號稱為中產階級的天堂。美國中產階級的鞏固，不僅被主流菁英們拿來作為反駁勞資對立的樣板，而且反映了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的強悍發展動力──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不斷細密分工、不斷有更多的中產階級群眾加入，代表了整體資本主義不斷欣欣向榮地發展前進。

二、中產階級自身再生能力逐漸終止

但這一切美好的現實，自70年代開始，隨著美金本位的崩潰、美國經濟的通膨與停滯發展的並行，以及越戰的失敗、統治菁英的水門危機等等，而煙消雲散了。

從1972年至1990年代初，美國資本主義步入了長期經濟停滯發展的危機。為了抵擋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美國不僅轉向於新自由主義社經政策，大幅縮減社會福利、公共支出，而且進行全球化彈性生產、全球分工，將民生消費商品的製造業轉移至東亞新興地區（如過去台灣與今日的中國大陸）。這些社經大環境的改變，不僅嚴重削弱了美國藍領工人的力量（失業率的升高與工會組織的瓦解），而且導致了支撐美國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開始崩潰。

在這近20年間（1973～1990），美國實質工資平均年增幅是0.25％左右，這幾乎是毫無成長！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美國政府的公共支出年增幅也維持在歷史低檔的2％。而此時期的美國通貨膨脹卻節節升高，年平均為6％。換言之，在現實生活裡，美國中產階級面臨了物價飆漲、工資不變，更由於政府支出大幅縮減，子女教育費用、醫藥保險費用等全面飆高，也就是說自己實際生活水平開始步入日益艱困地步。

更惡劣的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美國稅制乃是劫貧濟富的制度，以期讓企業的資本利得能擴張積累，不受社會財富重分配影響。於是美國一般受薪勞動者，尤其是中產階級，就承受著最高比例的稅賦繳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帶來的結果，就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長此下來，美國階級社會就再也不是所謂三位一體的和諧社會，而是中產階級的中下階層不斷往下墜落，而逐漸呈現兩頭大的M型社會結構。

據近年統計，美國家庭年收入2萬5千美元到7萬5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但2萬5千美元以下，和7萬5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事實上，全美年收入超過75萬美元的人就集中在0.25％的人口！ 而從1979年到1997年，1％家庭的稅後收入增加了157％。在這1％的家庭中的1％的收入等於社會底層兩千萬人家的收入總和。

如果說，美國中產階級處境從30年前就開始節節下降，那90年代資訊革命的「新經濟」後，美國資本主義開始上揚發展也沒有為中產階級帶來任何改善。

從供應面來看，美國失業率雖已長期下降到4.5％左右，但若進一步分析，這多數是以派遣工、臨時工、約聘方式的運作。過去傳統的工會組織來保護一定程度的勞動條件，如今是蕩然無存。大部分的美國中產階級、勞動大眾是以多重工作、身兼數職、彈性勞動（大夜班、派遣工等）、超時工作等惡劣工作條件來打工餬口的。

根據美國最新調查研究，若以收入水平來定義中產階級家庭，例如4名家庭成員、家庭年收入介於4萬至13萬美元間，其一家之主的年齡介於25至64歲的工作年齡之間，而且排除了擁有金融資產淨值超過50萬美元者，則這些中產階級家庭一旦主要工作者失業了，則他們即使緊縮基本生活支出25％，而能靠其所有資產撐過9個月者也僅有13％而已。也就是說，絕大部份的美國中產階級是禁不起任何的失業危機，一旦失業超過9個月，就會淪為房產拍賣、流離失所的慘況。

從消費面來看，這十餘年來美國經濟之所以還能維持在景氣局面，事實上是建立在這些中產階級的信用借貸上。根據同一個調查，平均每個中產階級家庭背負了8千餘美元的債務，而若以資產負債表來估算，則扣除了房產淨值外（因為需要居住），52％家庭的資產是負值的，即負債大於資產！

這反映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今日美國中產階級為了維持其一貫的生活水平與方式，如讓小孩接受好的教育、基本醫療保健、一家兩車、好學區地段的房產等等，則他們實際收入根本難以支撐，必須藉助擴張信用來借貸過日。一旦工作職位不保，則最好能於9個月內找到至少相當於目前收入的工作，否則就要加入了街頭遊民了。

另一個更深遠的影響是︰美國中產階級的自身再生能力已逐漸終止了。也就是說，過去美國中產階級即使爬不上去，也能讓下一代有好的教育、好的工作機會來重新成為新的中產階級。但如今，這一代的中產階級父母即使要保住自身的飯碗都已前途茫茫，對於下一代的培養更是捉襟見肘，難以為繼了。在這意義下，美國中產階級的長期結束命運，事實上是已經展開了。

美國知名的主流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去年就針對美國中產階級沒落的事實，發表了「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而引起廣泛的迴響與討論。在此之後，美國主流媒體甚至出現了階級對立、階級戰爭的辭彙與論述來呼籲美國政府，必須正視美國貧富不均的嚴重階級矛盾。

三、中產階級的轉變趨勢與歸宿

然而，美國社會階級結構的轉變固然已是事實，但這轉變需要漫長的結構性轉變才會成為全面的社經現實。那麼，從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我們應如何來看待美國中產階級轉變的趨勢呢？

首先，以客觀的社會階級結構與數據來分析，美國中產階級仍是客觀存在的階級。

以前文的社會分工與職業類別來看，美國目前的就業人口中，目前大約62％比例是廣義的勞工階級（包括製造、服務與農礦業）；統治菁英、上層階級（包括各企業公司的董事、持股大戶、高層決策與管理者、政府與社會權力核心者）僅佔2％；而介於其間的中產階級約佔有36％。

若進一步扣除中產階級向上靠攏的上層份子，則至少還有25％至30％左右比例是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換算為實際人口數字，則美國勞工階級群眾約為9千萬人，而美國中產階級約為4千5百萬人。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粗糙地認定，美國中產階級已不存在了、消逝了，而應更精確地了解中產階級目前與未來的轉變趨勢與歸宿是什麼。

這就是第二個論點。

即這些中產階級目前實際的轉變趨勢，是除了極少比例的上層中產階級能擠進上層階級外，下層中產階級已開始不斷往下墜落，在實際收入、生活水平與勞動條件上越來越與傳統勞工大眾一致，中堅的中產階級社經基礎開始動搖，越來難以維繫目前的中產地位了。

針對這新的現實，而且是正在轉變中的趨勢，美國許多進步左翼份子已呼籲，我們應將社會階級的分析視野從過去三大階級結構的劃分，轉為更為前瞻與動態發展的觀點，即區分美國社會為兩大階級。

一端為掌控資本的統治階級（並非直接掌有生產資料，而是對資本有主要決策權力），另一端則是廣泛意義下的勞動群眾（包括自我雇用），它不僅包含了傳統勞工群眾也包含了今日我們稱之為中產階級的群眾。

這些中產階級正一日又一日的在社會地位與角色上向基層的勞動群眾靠攏。換言之，這就是第3個論點（還有待未來更充分的討論）︰在未來社會抗爭與政治訴求上，一個廣泛的進步力量，必然是包含了基層勞動群眾與當前中產階級群眾來共同抗爭資本主義的統治權威。但，即使中產階級的現實已逐漸與勞動大眾日趨一致，中產階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與勞動大眾還是有其差異與隔閡的。

一個有趣的調查結果，可以反映這意識落後於存在的問題。這調查是7年多前布希競選總統時，被對手高爾批判他的稅制僅有利於1％的菁英階級，但調查顯示，居然有1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就是那1％的受利者；此外，另有21％的人則認為自己10年內會成為這些菁英份子！

如何將這兩個有著明顯社會文化差異的群眾（雖然他們的社會條件已日趨一致）統合為團結的抗爭力量呢？這是當前進步運動的任務之一。我們未來將繼續討論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