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節 政府許青年一個惡化的就業環境
李奎方
調高基本工資政策，近來上演「基本工資只談月薪，不包括時薪 」的變奏曲。正在速食店炸薯條的工讀生、忙著寄履歷表的社會新鮮人也許無法預料到，新的政策一旦上路，當個計時工，就不再是學生時期的過渡性工作，反倒是青年就業市場的常態了。
差別待遇 青年擺脫不了的惡夢
勞委會最初號稱，基本工資調整是為了造福低工資的勞動族群。緊接著， 又宣布「時薪」與基本月薪脫鉤，親手打造了基本工資的雙軌制。諷刺的是，當前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動者(15,840元)，許多是部分工時的工作者。其中，靠 領時薪過活的工人就高達了7成5 。從這裡就可看出，勞委會的大禮，欺騙性質大於實質意義。
進一步來看，學生打工族為部分工時的人力大宗。[1]而據勞委會針對全台大學生打工勞動調查的資料，有將近 8成的回答表示，雇主給薪主要採取時薪制。一般來說，按小時領薪的打工青年，平均每個月工作18.7天（全職勞工22 ～23天）或者每月工時達122.6小時（全職勞工法定工時164 小時），普遍只換得10,915元，比起領取日薪、月薪的工讀薪資，短少了3～4 千元。可見青年學子因「時薪制」所遭受的剝削程度最為嚴重。[2]同工不同酬（性質相似的勞務，雇主寧願選擇付時薪，也不願給付月薪），青年勞工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元兇。
從這點可見， 勞委會嘴上說每小時工資從66元調至95元，就算照顧到打工群。實際上，政府卻把月薪、時薪分軌，列為調薪前提，造就月薪與時薪的起算標準不一 ，藉此就地合法化雇主制訂差別待遇的薪資制度。
事實上， 這種薪資多軌制所引發的差別待遇，反而加劇惡化青年的就業環境。從2000年開始，官方定義的青年（15~29 歲）失業率，由5%飆升到7～8%。近年來，失業率微降，取而代之的是派遣、外包、部分工時等非正式僱用型態。此類不穩定雇用模式，搭配著時薪制，成為老闆壓榨勞力的最愛。據勞委會 95公布的青年就業統計，15～19歲的青年，第一次找工作時，每 10個人當中，就有8個人要領取工資低於2萬元的待遇。 20～24歲，也有超過一半的人薪資不滿2萬元。
顯然地，就算政府真的調高每小時工資，仍不足以緩解時薪制的殺傷力－包括同工不同酬（剝奪假日給薪、年資、休假、升遷等正職員工的權益）、雇主可隨意解除 僱用的威脅。而缺乏工作經驗的社會新鮮人，首當其衝淪為待宰的廉價勞力 。因此，我們必須要問：政府特意在選舉時刻大談提高基本「月」薪，但是針對雇主排擠青年勞工適用正職的惡行，政府官員又有何高策？
調高基本工資與保障青年穩定就業需同步要求
這種歧視青年勞工的勞動政策，不僅發生在台灣。2006 年2月，法國政府打算針對青年首度就業制定CPE法案，藉此賦予雇主長達二年的試用期以及隨時解雇的權限。此舉引發抗議學運與罷工風潮，險些釀成總理下台的政治危機，最終阻止了惡法通過。從校園到職場，法國青年與工人攜手捍衛了「要一份穩定工作」的權利。
今年五一前夕，勞工團體、青年團體分頭上街抗議，目標都是爭取合理的基本工資。對照法國學生與工人走向聯合鬥爭行動的經驗，證明兩者本屬於命運共同體。反觀台灣工人的鬥爭策略，仍不及非正式勞動延燒的攻勢。
台灣原本的工會組織率低落，受到非正式僱用導致工人流動頻繁所致，組織工會的難度更高。以往單一工廠／企業的工人組成的工會，也因資方大批以非正式僱用 取代正職，陷入會員數銳減的困境，最終削弱了勞資鬥爭的實力。另一方面，對於從事非正式勞動的工作者，尤其是甫踏進職場的青年工人，因為缺乏組織，往往被 摒除在勞動保障的大門外。
為了捍衛青年的工作權益、鞏固既有的勞動成果，我們要求各項工資制度的計算方式至少與基本工資一致，這是無庸置疑的。要避免青年勞工淪為可拋棄式人力，我 們也需同步對政府提出下列要求：包括廢除試用期；無論採取何種雇用契約，勞工從事相同職務，雇主不得採取差別待遇( 確保同工同酬)；臨時性人力（工讀、派遣、人力外包等）連續工作達一年以上，應調整為正職僱員。
然而，我們也要現實地估量到，要達到上述目標，工人的組織策略必得突破正式／非正式勞動的藩籬。工會成員們眼前的任務，是爭取非正式勞工（外包工、派遣 工、計時工等）加入工會，以實際行動來爭取所有工人的穩定就業。同時，青年勞動者透過自我組織，跨越在學、在業的身份，要求勞動條件一體適用。正如國際工 人鬥爭經驗所證明，對抗官資聯手向工人發動的攻擊，再也沒有比擴大工人團結更實際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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