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共化協會 (公共協)

從少子化看稅制改革的必要性

2011-11-15T17:05:00.000+08:00

從少子化看稅制改革的必要性
潘欣榮

這個月初才公佈台灣的總生育率是世界最低，但今年前七月的新生嬰兒數10萬7,545人，已較去年同期大增12.8%。此外，今年前七月結婚對數共87,812對，已較去年同期成長12.7%，合理推估，明年新生「龍年寶寶」的人數將會顯著成長。再搭配行政院近期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新增幼兒特別扣除額。此外，一般家庭多生一個小孩，到五歲時可得到約5萬到12萬元的補助，相關政策需要每年32億元以上的經費補助幼兒托育。

然而，「龍年到了+金錢補助生育」，是否代表台灣低生育率的惡夢即將過去？

事實上，生育率提高的關鍵不僅要敢生、更要能養。然而，從收入端來看：根據主計處統計，台灣青年去年未滿三十歲的所得收入者，平均年所得僅42.2萬元；三十至三十四歲及三十五至三十九歲，平均年所得分別為57.7萬元及65.6萬元。

相對的，從育兒的支出端來看：根據兒盟瞭望期刊的調查，兒童6歲前的育兒基本費用，就高達125萬元（生活費36萬、三歲前保母費58萬、四至六歲私立幼稚園30萬）。

尤其在青年失業率高達6.96％的今天，社會常見單薪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其每年幾乎一半的收入都用在子女教育費，最終僅剩20餘萬元讓夫妻兩人維生；縱使是雙薪家庭，若其為全台82萬背負40萬助學貸款族的一員。那麼結果很清楚：要麼獨身不敢成家、要麼成家不敢生！

所以，在「龍寶寶」的短暫結婚潮之後，台灣依舊得面對長期的少子化危機。

而在政府無法根本性的提高薪資所得前，要化解生育率危機的關鍵，就勢必要從「政府承擔家庭育兒成本」開始。而且這樣的承擔絕非目前杯水車薪式的津貼，而是應提出直接、全面的政策來減輕家庭負擔。

而對家長來說，感受最迫切的就是孩子出生之後、進入國民教育之前，這段期間的托育費用。以下，先就台灣、國外政策進行初探，並佐以兒福聯盟的調查，提出一些訴求的可能性。

現況1：幼托費用，家長負擔

首先，從托育的角度，托兒所收托二歲以上學齡前兒童，提供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和臨時托育的服務。然而，自民國86年「公、私立托兒所受托人數占托兒所總受託人數的比例」，從公、私立比4：6，直到2010，惡化到25％比74％。

更何況，上述只是受托人數的統計，若從托兒所的家數來看，更會發現公立托兒所有276 家，占全台托兒所總數的7.1％，需照顧全台總受託人數25％的孩子；而私立托兒所有3,579 家，占92.1％，照顧74％的孩子。

從此可得出，每間公立托兒所需照顧較多的兒童，另方面，擠不進公托的家庭，又僅能憑自家收入的高低選擇私托，而諸如雙語教學等教育起跑點的差異，就由此開始。

事實上，會出現公私立幼托數量的剪刀差，是早在民國86年7月時，教育部提出「普及幼稚教育」為方案之一，其中關鍵的政策是：提高五歲幼兒入園率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強化幼稚教育師資水準等軟硬體升級的規範。但卻未回應最關鍵的問題：幼托教育的經費由誰來承擔？

客觀上，政府清楚意識到少子化帶來勞動力不足、經濟衰退、扶養比（青壯年人口負擔）增加，亦即對於整體社會的影響遠大於個別家庭，所以理應由政府（社會）來承擔。

但縱使即將在101年元旦上路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新法，雖然讓幼托整合、地方主管機關的事權統一，可是最關鍵的公私立幼托的比例、預算來源卻隻字未提，亦即幼托教育的經費仍傾向由家長承擔。

現況2：自行照顧，政策支持不足

其次，根據兒盟瞭望期刊的統計，主觀意願上，高達七成的媽媽認為自己帶的孩子會照顧得比較好。但要自己帶，首先需有可替代性、代償性的育嬰留職給薪的制度。

當然，相因應的對策，除了政府能否透過法規來限制雇主對育嬰復職的歧視性待遇。更重要的是，「育嬰留職給薪」的薪水，究竟應該由誰來支付？才是雇主是否同意給假的關鍵。

畢竟最終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其成果是整體社會受益，故應由政府（社會）來支付的薪資。而日本正是由社會安全基金來給付。

綜上，我們可得知無論由幼托保母照顧，或者家長自立照顧，它的關鍵都在於照顧的費用應由政府來負擔，而這正是教育公共化的具體落實。

他山之石

當然，我們並非經濟決定論者；所以幼托的教育公共化，除了政府預算需到位之外，同時需兼顧品質及制度設計。以下，概略性的介紹國外經驗，並且探問：台灣幼托公共化的預算從哪來？

因育兒的成本龐大，所以國外的幼托公共化，制度上皆強調自主管理、社會承擔，才能兼顧教育的質與量。（國外經驗參考自：兒盟瞭望期刊第3期。）

自主管理

以丹麥為例，家長若選擇日間居家托育，地方政府會負擔部分費用，家長僅需支付大約1/4 的托育費用。因丹麥政府期待家長產後都能盡快回到勞動市場，所以控管幼托品質、讓父母放心，就成了重要關鍵。而要達到此目標，保母社群網絡的集體支撐正是關鍵。

目前日間居家托育的保母，多屬地方政府聘僱的人員，保母大多會加入「保母協力團體」，在這樣的團體中，不僅能讓孩子有更多機會和同齡兒童互動、遊戲，更重要的是保母之間彼此可交流工作心得及困境、互助臨托等。

此外，雖然沒有強制性保母需修課，但卻有多種在職進修的管道。而丹麥還設有保母的督導員(supervisor)，對保母如何安排、規劃孩子的活動給予建議，並適時提供保母支持和協助。

其教育質量的展現，或許可由一個故事看到：保母們把托育看成人格養成的一部份，所以像是烹飪時會請孩子協助幫忙做簡單的家事，如洗滌、剝殼等，或是請孩子幫忙收拾餐桌、擺餐具等，藉此培養孩子「做」的能力，而不只是一味的被照顧。

此外，家長也可被選舉而參與家長委員會，而可對托育機構的活動和預算管理法則的建立，擁有部分決策權。

社會承擔

在丹麥、法國、澳洲等先進國來說，其公共化托育的政策，大致分為直接（對家庭）津貼，或者間接補貼，後者如低廉的教育費、公立幼托的數量提昇等。

而無論是何種制度，其皆有加倍扶持單親家庭的趨勢，而這樣的精神，正是符合John Rawls的正義論中所強調的：以不公平的手段來達到真正的公平。

綜上，可得出細膩、深刻的教育，其前提必然是一群受過良好培訓、收入安定的保母，亦即整體品質的提昇關鍵，在於教育經費的預算必須提高。

台灣幼托公共化的可能性

而回到台灣，無論在我們的文化、家長意願下，孩子適合何種托育方式，真正讓家長能多元選擇的前提，仍需確立由政府來承擔托育責任的政策方向。

其次，在確立方向後，必須面對預算從哪裡來的問題。以全球福利最好的瑞典而言，稅收佔GDP（國內生產毛額）為45%，而台灣因過度對有錢人減稅，稅收佔GDP不及12%。其中所得稅又佔總稅收的大宗（佔36％），但目前綜合所得稅必須由受薪族負擔其中的七成，而資本利得稅僅佔兩成，亦即獲利最高的土地交易所得、證券交易所得，都可以免稅。

我們不奢望台灣成為瑞典，但要求回歸到台灣在1990年稅收佔GDP22%的標準（2007年僅剩13％），將新增數千億元的稅收，只要其中少部份投入幼托公共化相關政策，台灣的生育率勢必有顯著提昇。

其實，進步的稅制改革不僅能提供公共化的教育、提昇生育率，它更是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的本源。對於盼望成家生子的青年人、受薪階級來說，支持進步的稅制改革，才能養育孩子這上帝賜予人最寶貴的產業，而讓生命從此不同。

教育排富了沒？

2011-11-15T16:53:00.000+08:00

教育排富了沒？
林子暉

韓國首爾市於8月24日針對免費中小高學生營養午餐進行公投，本次公投為首爾市長吳世勳提出，因他認為免費營養午餐應排富，僅針對低收入戶家庭，避免過度的社會福利引起增稅(註1)。公投結果出爐，投票率未達開票門檻3成3，吳世勳，韓國國大黨的政治新星，承擔政治責任，宣佈自行下台。

此情此景台灣民眾想必不陌生，在逐年教育預算緊縮下，屢屢浮出排富與否的爭議，從2010年6月的高中職學費齊一化(註2)到2010年10月的教育部暫停各縣市免費營養午餐。雖其表面爭議點多為公共預算不足，又須兼顧弱勢優先下的抉擇。然而教育資源排富與否實為一假議題!

根本邏輯是什麼？

排富與否爭議的關鍵不外乎教育商品化下一個更根本的邏輯：使用者付費。教育資源暨為商品，使用者付費，有多少錢買何種等級的商品。所謂輔助弱勢的教育政策則是站在恩給式的社會福利，首重解決補助社會最弱勢者暫時可以購買最低等級的商品(註3)，以緩解社會壓力。以此觀點出發排富可謂有相當的合理性。此現象絕非獨現於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英國的大學學費飆漲等都在在反應使用者付費的根本邏輯。

使用者付費的謬誤不在於道德上是否排除輕貧或近貧，而在於將教育視為商品的根本邏輯，最終必然導致擁有社經優勢者能取得較好的"商品”而其餘僅能取得次級商品：如偏遠地區的孩童就得長途跋涉到市區學校就讀等。於此邏輯之下，教育不僅消極面失去扮演社會公平機制的角色，積極面上也無法更進一步孕育深層公民社會與文化資產的可能。對比美國與古巴的教育體制及可見其鮮明的不同，美國雖表面上擁有人人皆可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但教育資源往往集中於優勢階級。從小學的貴族學校到哈佛、耶魯。而弱勢階級卻多僅能就讀硬體設施不足、師資不全的公立學校，教育反成為拉大階級差距的強大機制。反觀之，古巴雖有其經濟凋敝與強人政治的困境，但在教育上卻著力實踐公共承擔的願景，從小學到高等教育都以全體齊一極低廉的學費甚至免費來提供就學機會，造就古巴充沛的醫學基礎與美國經濟封鎖下穩健的社區組織工作。

台灣怎麼走？

然而台灣政經條件卻遠比古巴優越，有其充沛的資源落實教育公共承擔的可能性，且民主公民社會日趨成熟下更有進一步將教育體制做為多元文化積累的最佳工具。但必然有人會質疑如果僅就落實恩給式教育補貼，如學貸等，公共預算就顯得左右支绌，何來支持設立更多偏遠學校、免費營養午餐、調降各級學校學費?若攤開台灣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不到4%(註4)及資本利得稅免稅，答案就不言可喻。暨以公共承擔的角度來看待教育預算，教育就絕非孤立的課題，而是整體社會公共化的一環，教育資源必定來自整體稅制與公共支出的重構。以台灣綜所稅75%由受薪階級承擔，但GDP卻僅占44.5%(註5)占一半以上的資本利得卻免稅，若僅僅以一般受薪階級的稅率課稅就可增加每年上兆的稅收(註6)。何來教育預算不足？何來為不到6億元的排富差額打得頭破血流？

站在整體教育公共化的角度，本無排富與否的假問題，跳脫使用者付費的讓整體社會都享有相同的教育資源與品質，搭配上稅制來進行真正的公平分配，此時不僅無標籤化的困境，更可將教育的社會效益徹底深化。讓每個中小學教室成為多元背景學童互動溝通的平台、讓每所偏遠中小學與職業學校成為孕育在地產業與文化生根的基礎，而大專高等教育更可以此深厚的基礎發展出台灣的社會軟實力。至於教育公共化應以公共承擔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出教育自主及更公平且多元的升學體制，需再另文討論。

註１:吳世勳於8月26日請辭記者會上表示: :「過度的福利必定會引起增稅，造成下一代人民的負擔」，因此希望在他辭職後，各界能更深入探討過度福利的問題。資料來源：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7272
註2:高中職學費齊一化請參筆者另為:教育部長不笨
http://twpublic.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13.html
註3:以高中職學費齊一化就排除年收入60萬至90萬間的中低收入戶家庭，教育部營養午餐則縮為僅以8縣市29萬名低收入學童。
http://tw.money.yahoo.com/news_article/adbf/d_a_101005_1_28zkc
註4:雖台灣教育經費占GDP之6%，政府教育經費比例僅為GDP之3.8%(民國99數據)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重要社會指標
註5:資料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may/18/today-fo4.htm

從奇柯．惠塔克談台灣社運的出路

2011-11-15T16:46:00.000+08:00

從奇柯．惠塔克談台灣社運的出路
任懷鳴

9月16日晚上，在高雄市教師會不算大的會議室中，擠進了將近50位慕名而來的聽眾，高雄在地重要的社運進步份子也幾乎全員到齊。這個難得的熱潮，全是為了瞻仰巴西社會運動大師奇柯．惠塔克（Chico Whitaker）的丰采而來；大夥應該也是希望能從大師的運動經驗之中，找到自己在社運工作上的方向，並汲取未來從事運動的能量。

這次奇柯．惠塔克來台，主要是應浩然基金會之邀，擔任「另類全球化計劃」國際志願者培訓的講師；除此之外，浩然基金會也安排惠塔克在台北舉辦一場公開講演，以及在高雄場的「與在地社運工作者有約」活動。

1931年生於巴西的惠塔克今年已80高齡。早年，惠塔克曾在巴西政府從事土地改革的工作；1960年代，他成為巴西解放神學運動的健將，與卡瑪拉主教（Helder Câmara）、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都是當年共同奮鬥的夥伴，1966年因反對巴西軍政府而遭到流放。流放期間，惠塔克仍不改其志；他在巴黎訓練第三世界的公務員、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在智利的聯合國經濟委員會工作，後來又回到巴黎參與反壓迫運動者的國際經驗交流計畫。

1982年軍政府結束後，惠塔克返回巴西；先是創立聖保羅的失業者團結協會，之後在1986年的修憲過程，成為「公眾參與修憲」計畫的主要推動者，並成功取得1200萬人連署，提出122條憲法修正案。1989到1996年，惠塔克代表巴西工人黨（PT）獲選為聖保羅的市議員；1999年，他透過組織全國反賄選聯盟，促成反賄選法的立法工作。而2002年，工人黨領袖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當選巴西總統，惠塔克更是背後的主要智囊。

惠塔克的最大貢獻，則恐怕是推動創辦「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並為這個具有實驗性質的社會運動提供理論基礎。2001年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2011年是第十一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行），不但締造了許多世界紀錄，也創造出社會運動的新典範。

首先，它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運動口號––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以對抗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的名言––並沒有另外一條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直到現在，「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口號，還持續鼓舞著全世界對資本主義所造成不公不義不滿的人們。

第二，世界社會論壇成功的塑造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勢力」的形象。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總是選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相同時間舉辦，「反支配」的對抗意味濃厚，也因此加深人們對世界社會論壇的認識。

此外，世界社會論壇的舉辦規模也是驚人的。第一屆就有來全世界共4000個代表、16000位個人參加；第二屆則有15000個代表、35000位非代表的個人參加；2003年的第三屆，參加者更達到10萬人。之後的每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參加人數都超過15萬人。

成功舉辦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之後，惠塔克促成了一份由世界社會論壇巴西籌備委員會制訂的《原則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這份憲章明確指出世界社會論壇的特質，包括：水平組織、非指導性、尊重多元、沒有發言人、不產生最終文件、參與者活動的自我組織等等。包括在高雄場的演講中，惠塔克也一再說明世界社會論壇的這些原則；他強調，世界社會論壇作為一個空間（Forum-as-space）而非運動（Forum-as-movement），有助於多元參與者的互相尊重，甚至互相學習，這使得世界社會論壇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自由開放氣氛，以致於持續散發出吸引大家參加的魅力。

高雄場的一位社運朋友則是問惠塔克：在巴西，「反資本主義」難道也是在地社團的日常議題嗎？他們如何克服時間不夠、人力不足的問題？惠塔克一派輕鬆的回答說：「巴西的社團跟大家一樣，非常忙！但也跟大家一樣，會來聽我演講。」惠塔克承認，這對組織者來說，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了將關心不同主題的社團凝取在一起，世界社會論壇曾經花一整年的時間尋找方向。但惠塔克鬥志堅強的說：「他們挑戰我們，我們也要挑戰他們！…你要告訴他們，只知道爭取居住權，最後居住權還是會失去；只知道爭取工作權，最後，工作權還是會失去的！…」

作為世界社會論壇的理論締造者和實踐者，惠塔克並不反對世界社會論壇作為提供發起政治運動的場域（事實上，他本人的一生就是一部社會運動史），但他卻堅持論壇的中性角色；他苦口婆心的強調：運動和空間或許有相同的總體目標，但兩者有各自的運作方法和角色，同時身兼兩者將傷害其中一方而導致終結。世界社會論壇至今得到最多的批評，就是缺乏運動的具體目標，以及運動的效能不彰；殊不知，惠塔克從來沒有把世界社會論壇定位成運動。

當拉丁美洲國家、北非諸國，可以因為社會不公而促成政治改革，甚至革命；台灣的社運團體或許也感受到深深的改革焦慮，但卻始終苦於無法促成改革的政治力量。如今，在經過2008年「兩票制」立委選舉的「社運政治化」討論之後，台灣社會應該已逐漸擺脫「社運去政治化」的思考桎梏；現在應該就只剩下「社運團體訴求的整合」以及「如何整合」這兩個問題了。而惠塔克的理念和行動典範，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企業敗德來自消費者的力量！

2011-11-15T16:42:00.001+08:00

企業敗德來自消費者的力量！

任懷鳴

六輕連續大火，不但燒掉台塑高層的二張寶座，也戳破台灣經營之神的神話。連日來，媒體批判不斷；更有雜誌專文批露台塑為節省成本，所做的種種「敗德決策」的陳年往事。例如，當初決定在漫天海風和黃砂的麥寮設廠，就是看中麥寮的土地便宜；而建造六輕的輕油裂解設備成本可以只要同業的六成，其中原因之一，就在其煉油管路選用抗腐蝕性低的低合金鋼，而非耐腐蝕、高溫、高壓，但價格高三、四倍的不銹鋼；此外，為了節省原油採購成本，六輕所用的原油也是腐蝕性較強的高硫原油。於是，媒體痛批，這一切都來自台塑「只重利益、不顧安全」的心態！

除了六輕之外，媒體揭露台塑「只重利益」的劣跡還包括：聘請法務專家，設計鑽法律漏洞的制度，違法要求員工連續工作22小時，以及違法苛扣員工退休金；以「拆帳式薪酬制」迫使長庚醫師超量看診；甚至為了績效，偽造空污記錄，偽造廢水回收成績等等。於是，媒體大嘆台塑根本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更是毫無「企業社會責任」！

事實上，台塑的「敗德劣跡」早就聲名遠播，只是台灣自己的鄉親不太願意認清。例如，早在1990年，美國聯邦環保署便指控台塑德州廠違法排放廢棄物；1998年，台塑將汞污泥載往柬埔寨掩埋也釀成國際風波；2004年，台塑美國伊利諾州廠爆炸；2005年，德州廠爆炸；2009年，因為多項重度違規，台塑甚至遭美國司法部裁罰280萬美金，創美國石化廠最高裁罰記錄。最後，台塑也「榮獲」德國倫理暨經濟基金會(Foundation Ethics & Economics) 頒發的「2009年黑星球獎」（Black Planet Award 2009）；頒獎評語中也有類似的批判辭彙：「…你們以一種極端自利與無視法律的態度，為了滿足自我的貪得無厭而汲汲營營。…」

怎麼一個企業模範生，忽然成了十惡不赦的壞蛋？難道台塑竟是金庸筆下那個隱藏多年的偽君子岳不群？

2005年，一部重量級紀錄片「企業人格診斷書（the Corporation）」拍攝完成，之後陸續獲得26項國際大獎（2009年，由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引進國內）。片中引用許多實例，並請來許多企業家（例如殼牌石油公司前董事長Mark Moody-Stuart、地毯製造公司Interface董事長Ray Anderson）現身說法，也邀請許多教授學者（例如Noam Chomsky、Naomi Klein）接受訪談；影片生動的呈現出企業為了獲利，無所不用其極的行徑，包括：破壞環境、剝削勞工、惡性裁員、打壓工會…等等不一而足。最後，影片對企業–這種「沒有道德良知概念，也毫無信念理想，只關心股東的商業利益」的「法人」–所作的診斷結果如下：1.對他人感受無動於衷，2.無法維繫長久關係，3.罔顧生物安全，4.無法產生罪惡感，5.無法遵守社會規範與法律，6.不誠實。人格異常診斷結論：精神變態！

本片的最大貢獻，在於告訴世人：不是哪個企業特別壞，而是所有企業有著共同的本質。（天下烏鴉一般黑？）本片對於企業種種「沒有人性」的特質，應該都描寫得夠準確；如此極盡諷刺的結論，或許也有「大快人心」的效果；但對於解決問題（如何治療這個精神病患？），似乎幫助不大。

還記得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媒體披露華爾街金融業一邊接受政府大輸血，一邊仍繼續進行巨額分紅；氣得美國總統歐巴馬大罵華爾街這群肥貓「可恥！」但是，又如何呢？資料顯示，僅管2010年獲利及年度營收表現不佳，但今年美國高盛銀行執行長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卻可獲得1260萬美元的股票分紅，比去年還增加三成！年薪則由60萬美元調升到200萬美元！今年，花旗銀行執行長潘迪特（Vikram Pandit），也由金融風暴期間的1美元年薪，增至175萬美元！

這就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瑞奇（Robert B. Reich）的大作《超極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試著要告訴我們的真相：因為技術的進步、進入市場門檻降低、企業競爭慘烈，如今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成了「精明的消費者」以及「精明的投資者」；而提供便宜的商品和豐厚的投資報酬，成了企業非做不可的「天職」。事實上，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的確獲得了比以往更好的待遇，不是嗎？但身為公民，我們卻因此付出了代價！我們得到了破敗的生態環境、嚴重的貧富不均、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隨之而來的治安惡化。於是，瑞奇明確的告誡我們：不要把實為「法律擬制」的企業當成公民，更不該期望企業展現什麼「社會責任」了！瑞奇也呼籲：只有「人」才可能是「有人性、重公義」的公民，而公民應該努力扮演好「參與民主制度、制衡企業橫行」的角色！

企業可以不是怪獸，但我們得先當個好馴獸師才行！

中國速度

2011-11-15T16:35:00.002+08:00

中國速度

謝宏偉

中國高鐵「速度」

三年前的今天(8月1日)，連結北京與天津，稱為京津城際鐵路的中國第一條高速鐵路正式通車，象徵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速度時代。

中國高鐵中最著名的京滬高鐵全長1318公里，是目前營運中的最長路線，自2008年4月18日開工，2011年6月30日通車，共花了3年2月12天，平均0.88天建一公里。台灣高鐵全長345公里，自1999年3月26日正式起建，2007年2月1日正式通車，共花了7年10個月又7天，平均8.31天建一公里。日本新幹線目前營運路線中最長的是東北新幹線，全長674.9公里，1971年11月28日起建，2010年12月4日正式全線通車，共花了39年又7天，平均21.1天建一公里。

1

「中國速度」是台灣高鐵的9.4倍，東北新幹線的23.9倍。這種毛骨悚然的速度確實令人害怕，就像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西南水電開發等超規模建設一樣，在過程中充滿了對於土地的強制徵收，不合理的拆遷、移民補償，對文化資產的摧毀，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等。或可簡約一句：對個體的漠視。

單是2009年，施工中的京滬高鐵就發生多起重大意外，至少造成14人死亡。這次發生動車追尾事故的甬台溫鐵路於2008施工時，也曾在兩個月間造成9人意外死亡。2此外，東北新幹線之所以耗時甚久，土地徵收進度的遲緩是原因之一，但是在中國，至少在「檯面上」，不存在這樣的事。官方的徵收、拆遷補償費過低，或無法落實是常見的事。某些地方甚至會以暴力方式徵收土地，如山東濟南井家溝村，為了京滬高鐵，已有300戶人家被拆遷，但由於補償金實在過低，村民無法接受，與相關部門的「交涉」亦無進展。之後，不耐的一方終於行動，在2010年5月25日凌晨，大隊人馬入村，將路口封阻，拆遷人員對部分村民強制實施拆遷，他們破門而入，把人從屋中抬出，破壞家具，毆打村民。之後一個月內又有兩次大拆遷，於是328戶房屋全部夷為平地。3

這類的事在中國屢見不鮮，相信在如此的高效率下，中國速度想慢下來，也是挺難的事。

個人與國家

（照片出處網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21698.shtml）

不過更令人震撼的是，儘管遭受總總不公，還是會有村民說出「老百姓有義務支援國家建設」，然而這個國家似乎沒有支援他們的義務。4

對於「大數」的重視必將導致對於「小數」的漠視，就像若你有億萬身家，自不會在意幾十塊的角子。那麼為了「國家建設」，一些人的權益被剝奪，也就很合理了。

然而對於小數來說，每個「一」都很重要，都可能是誰的父母、孩子、戀人。

所以這很可以解釋在這次動車事件中，中國官方的反應，不論是先前救災的荒誕，到後來控制輿論的老套，在在都顯示他們對於「大數」的過度重視，這個「大數」可以指為共產黨的專制資本政權，或所謂的「和諧社會」。因此才會有官員被問及為何掩埋車體時說出「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狂語，就因為對於個體的極不尊重，所以不必解答他們的疑惑，亦無須在意他們的感受。

但是他們忘了，這個大數，不論看似高尚如民族國家，或可笑如和諧社會，都是虛幻，但被他們一體化的大數就像一個不斷膨脹的怪物，只能增多，不能分割減損，因為已失控虛胖，它不但舉步蹣跚，任何的「破壞」都被視為可破裂致命。

對如此一個肥胖病重者來說，由於任何的手術「變革」都被認為具有高危險性，於是只好用資源、土地和人民權益的餵養來繼續維持龐大高明的假象，直到某一方受不了為止。

中國的權力者將發展建立在對無數個個體的漠視下，以保持他經濟列車的高速，因為是用速度來維持平衡，就算車體已千瘡百孔，只要速度夠快，就還能繼續開動。高速飛馳的列車，從不在意它輾過什麼，但若一旦失去速度，就會失控墜毀。

註釋：

1、2數據皆引用自維基百科。在計算時間時未計入閏年。

3.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7-21/117182.html

4.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21698.shtml

解讀花東發條例的真正利益取向

2011-07-22T15:30:00.000+08:00

■姚欣進

對於深切關懷花東地區弱勢者與公益福祉的民眾來說，不到一個月前（6月13日）在立法院通過的《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原稱之為《東部發展條例》），標誌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這法案，由主流政黨的密室協商、民間團體、個人的激烈抗議、民間進步力量提出的公民版與公共論壇的討論，以至於到最後透過請願管道由主流政黨立委們的部分採納與協商修正的定案通過，這些議院內外交錯的整體立法過程，在在表現了當前台灣主流資本勢力總動員與精緻的操作手法，也具體反映了台灣進步力量當前發展的瓶頸與契機。

換言之，在這單一法案、單一事件的整體歷程中，集中表現了台灣社會未來真正翻轉所必然遭遇的各種基本問題、嚴酷挑戰與不可阻擋的新方向及新趨勢。這對於台灣進步力量來說，既是難得而嚴酷的教訓，也同時是極為寶貴的學習經驗。

關鍵是：我們從對這法案主流版的抗爭與最終所謂協商通過的過程中，學習到什麼？有什麼是我們能從這次「失敗」中所能吸取的寶貴教訓？我們如何在今日就能緊緊地抓住這次抗爭與立法過程的精義，讓我們今後能更加清醒而決然地掌握未來正確的發展方向？

首先，先讓我們看看這次通過的《花東地區發展條例》（以下簡稱為「花東發條例」或協商定案版）之關鍵條文。

公民訴求入立法殿堂
公共化協會乃是首先發起與擬稿公民版的團體，也倡議應依照公民版的主要內容來重新提案審議。但，迫於客觀條件不足，在後續的立法案協商過程中，公共化協會與其他進步團體，如東部發展聯盟、花東幸福促進會，都一貫堅持須在第一條宗旨中明確寫入「產業發展應以公益事業、合作性質事業與低碳綠色產業為發展重點」。這堅持，到在6月9日立法院最後開始密室協商前的抗爭記者會中，公共協都是如此強調。

而最後立法院的定稿版，據了解，因為民進黨黨團的支援而在第一條說明欄中加上以下的字眼：「為達永續發展目標，花東地區之發展應重視公益事業及合作事業，並以低碳綠色產業為產業發展重點。」

另一方面，公共協與其他環保團體一樣，如地球公民協會，強烈反對國民黨過去版本（1月初提案版）中的土地條款（即完全撤除對花東地區土地使用的限制），以及這次協商中民進黨準備於花蓮地區競選立委之現任台東縣立委賴坤成的土地作價條款（以花東地區公有土地作價出售、轉租來作為花東地區發展基金）。而這土地作價條款，最後也被完全刪除於定案版之外。

所以，以上述兩點來看，台灣進步力量的抗爭花東惡法條款，似乎算是大勝。因為，進步力量的關鍵訴求，即發展合作、公益、與綠能低碳產業以及刪除土地條款，都實現在這最後的協商定案版中。唯一有遺憾的是，似乎僅只是我們的產業經濟訴求乃是放在說明欄中，僅為輔助性說明，而非正式法規條文。

衡情來論，在當前進步力量如此薄弱，時間如此倉促、議院協商管道如此封閉，而且進步陣營內彼此還有待磨合來協調步伐的種種極端不利的現實因素下，能有此成績，似乎可以以「慘勝」來作結論。因為，再怎麼說，我們畢竟成功阻擋了花東地區土地被賤賣、生態環境慘遭不可逆轉的浩劫。然而，這恐怕僅只是表相的評估。

維護財團利益換湯不換藥
若我們再進一步來精確分析這最後通過的「花東發條例」的三處關鍵條文，就可知我們目前的樂觀評估，是太天真了。

其一，第一條的說明文字，是這樣寫的：「為達永續發展目標，花東地區之發展應重視公益事業及合作事業，並以低碳綠色產業為產業發展重點。」這段文字的關鍵在於「應重視」這3個字。也就是說，所謂這法案已將我們的核心訴求放進去，原來不過是「應重視」而已！這僅僅是宣示性質的呼籲，毫無法律強制力與實際辦法的配套規定，而且放在說明欄中的輔助說明，根本是毫無法律效力可言。因為，執政者日後有多重視合作、公益與綠能這三方面產業發展，根本是沒有客觀標準，只能淪為當事人主觀意願、心證罷了。

其次，若認為上述的評斷過於武斷，那對照這法案的第6條文字，就可知我們的論斷是有客觀根據的。「花東發條例」的第6條才是真正規範花東地區的重點產業之性質與方向！它的條文是：「第6條，為善用花東地區優勢及特色，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重點發展產業，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產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誘因或優惠措施。」

在這短短一句話中，有3點讓我們觸目心驚。第一，這是正式的法條文字而非輔助說明文字，有直接而明確無誤的法律規範與效力。第二，關鍵是，這條文明確指明「中央機關得指定重點發展產業」，而非「應重視」這類空泛無物的話。而且，還立即規範要求行政機關需實施各種基本辦法，來具體處理重點產業的發展。此法條中，還明確地規範這些具體措施必須包括了「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產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誘因或優惠」。

換言之，若行政機關日後僅止於「重視」而無履行上述實際措施，提供資金、信用保證、產業輔導等，就有違法之虞！

第三，那麼，什麼是這法案所規範的重點產業呢？這在說明欄中是如此說的：「現有觀光服務業、有機農業、養生醫療保健業及海洋生技產業等均逐步成為東部區域特色產業，為強化及充分發展此類優質生活產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東部區域重點發展產業，提供各項產業發展誘因及優惠措施。」

這些被點名的產業中，除了有機農業還有可能成為合作事業、綠能產業外，其餘無不是需要資本密集、專業勞力密集，而且其鎖定的市場也以高消費的高檔客戶群為對象，由資本雄厚財團來操盤經營之高獲利產業。

例如，目前早就有幾大財團（兼具炒作土地開發的房地產商）早就對花東地區的觀光服務業有其雄圖大略，不斷喊出六星級的頂端客戶服務，由點對點的由上海、東京直飛花蓮，享受一整套的優質養生、按摩、泡湯、休憩餐飲後再返回忙碌商業世界中。

至於海洋生技更是集高科技、高資本與高獲利於一身的新興產業。

可想而知，這些須投入龐大資本、高科技、與專業人力，而且是針對頂級客戶，以高獲利為導向的重點產業，幾乎無一與合作、公益甚至是低碳綠能產業有關。而這些產業縱使未來能獲取暴利，但顯然難以提供相應的就業機會（即就業係數是很低的），因為這些產業不僅市場對象是高檔客戶，而且其服務的勞力也是少數的專業訓練、服務業的菁英群才有機會。

一句話，這法案所量身打造的，乃是為了財團高獲利、高投資、高經濟成長，但卻低就業、非公益性質的資本邏輯下產物。

了解了這點，我們回頭再看第一條，所謂放進了我們的關鍵訴求，所謂民進黨黨團仁心大發，能體會基層民眾民瘼而協商出這相對進步的法案之說法，恐怕是自我安慰了。

表面上，進步力量的基本訴求似乎放進了法案中，但在實質上，卻在第六條的明確規範中被偷天換日，被所謂的「現有觀光服務業、有機農業、養生醫療保健業及海洋生技產業」完全取代，而且還迫不及待地要求行政機關須提供實際資源來發展這些高獲利的財團主導經營的產業！

這恐怕才是這法案的利益真相。

（台灣公共化協會理事）

或許我們需要一位社會學家總統

2011-07-21T15:30:00.007+08:00

■任懷鳴

5月24日，在高雄美濃一位專業廚師自家的宴席餐廳，有一場別開生面的歡迎晚宴。貴賓是3位來自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的年輕人，其中一位日裔的川上（Alex Kawakami）是他們的「發言人」，另兩位法裔的小夫妻則還帶著一個尚在喝奶階段的小朋友，真是精神可嘉！他們是透過浩然基金會的安排，來台灣學習小農耕作的技術，以便將來帶回巴西，貢獻給他們的組織。

看著他們溫和靦腆的言談舉止，真的很難把他們和一個號稱有150萬個會員、以「集體占據土地來獲取耕地」的組織聯想在一起。巴西的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回憶錄（中譯版《巴西，如斯壯麗》）中，就說過有關這個組織的故事。

認可民間土地需求的總統

卡多索說，由於葡萄牙王室錯誤的殖民政策，巴西的從16世紀起，土地就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直到他就任總統的1995年，巴西仍然是全世界土地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1％的人口控制全巴西40％的可耕地）。因此他說，他對各式各樣的無地農民運動都深表同情；如果他不是總統，甚至會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

儘管贊成無地農民運動組織的訴求，但卡多索卻不支持他們「強占土地」的作法；於是，他在總統任內推動了一個全面性的土地改革方案：一方面對不事生產土地課徵新稅，以鼓勵轉讓；另一方面向世界銀行貸款，由巴西政府收購土地，再循合法程序授予窮人。

結果，在卡多索執政8年內，他的土地改革方案總共安置了近60萬戶家庭（是過去30年安置人口的兩倍），總共授與的土地將近4,450萬英畝（大約是台灣土地面積的5倍）；在卸任總統後，他的這項政績還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評價為「開發中國家歷來所見最具有企圖心的土地分配計畫之一」。

出身政治世家的卡多索，從政之前是位社會學教授；流亡智利期間，曾與另一位社會學家法雷托（Enzo Faletto）合寫過著名的左派經典《拉丁美洲的依賴與發展》。1978年，卡多索意外遞補成為巴西國會的參議員；從此，開啟了他的從政之路。

1992年，卡多索首度入閣擔任外交部長；不到一年，又被迫接任財政部長。但也因為在財政部長任內成功的推動「黑奧計畫」（Plano Real），使巴西的通貨膨脹率從天文數字的3,000％，降到不到3％，讓他民意支持度扶搖直上；也因此使他兩度擊敗強勁的對手魯拉（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當選巴西總統。

卡多索在回憶錄中說，或許在已開發國家，社會學者的價值不如總統；但在巴西，當這麼多的政策問題都源自於社會不公時，他就「站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當然，他的這個說法是有點自謙，畢竟一個成功的領袖，需要的不只是學術訓練（學者從政的失敗例子可說罄竹難書）；但卡多索的成功，的確也顯示：「洞識社會問題的根源」對於解決國家的困境，是多麼的重要！

台灣M型社會狀況嚴重

5月17日，一份由監察委員沈美真領銜完成的糾正調查報告出爐。這份號稱「監察院第一份台灣產業調查報告」有4個重要發現：

1.過去10年台灣經濟成長將近3成，但經濟成長對就業率的貢獻度，不但低於英、美、德等到先進國家，甚至低於南韓、香港、新加坡。

2.台灣大力扶植的高科技產業，其單位投資所貢獻的就業機會，僅為傳統產業的3分之1。

3.「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營運模式的比重，從民國88年的12.24％，一路攀升到99年的50.39％；以致於台灣國內就業萎縮、薪資停滯。

4.大學學歷以上的失業率，竟高於國中及以下的失業率。

於是，台灣貧富不均和階級流動的急速惡化，從這份官方報告中得到了明確的印證。

過去10年，由於全球化及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台灣曾經擁有的產業優勢（勞力成本低）正快速流失。

然而，台灣政府卻始終耽溺於過去的成功模式，一味的以「壓低匯率」、「租稅優惠」扶植既有的出口產業，對於「如何引導企業朝高附加價值業轉型」（不論是協助製造業取得品牌、技術、通路，或協助服務業拆除不當管制、建立發展環境），幾乎毫無作為。

此外，政府對財富分配不公的結構問題也視而不見，稅賦改革虛晃一招，獨厚菁英階級的升學篩選機制也不願誠心改善。以上這些，不知道我們的總統和總統候選人們，可有什麼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案？

由企業推動的社會經濟

噢，對了！5月2日，旗美社區大學也在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舉辦了一場精采的講座，由浩然基金會的施夢德小姐（Pascale Simard）介紹阿根廷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ny）。

施夢德小姐介紹的案例或許不算成功的社會企業，但這個世界上的確有成就非凡的社會企業典範──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性企業集團（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總資產334億歐元，員工9萬多人，不但是西班牙第七大企業，更是全球最大的勞工合作社集團。

蒙德拉貢不但實現了「產權勞工共有，經營權勞工共治，利潤勞工共享」；更重要的是，蒙德拉貢重視「人」更甚於利潤──當1990年代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5％時，蒙德拉貢卻完全保留它的員工！不知道我們的總統和總統候選人們，可曾想過在台灣大力推動這種企業啊？

或許，我們真的需要一位社會學家總統！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任、台灣公共化協會常務理事）

捲起袖子，轉化縱谷新生活——合作性經濟訪調與產銷計劃設計營

2011-06-19T00:27:00.001+08:00

捲起袖子，轉化縱谷新生活——

合作性經濟訪調與產銷計劃設計營

每當在媒體上看到花蓮民眾抨擊環保人士：「我們要生存、要就業，所以支持蘇花高！贊成東發條例！」你心中可曾有個疑問：如果花東民眾能和西部擁有不同的謀生方式，他們是否還會需要這些大規模開發？

如果你曾來過台灣東岸，應該看過公路旁一攤攤的曬飛魚乾，以及坐在攤子後面趕著蒼蠅，戴著斗笠、對著日頭皺眉的老闆娘。

然而，一條100元的飛魚乾，要賣幾條才能讓自家的孩童上大學？又要幾條才能支付家人的住院費？

相對的，如果她不在這裡賣飛魚，而是和族人一同開著船，帶著你我下海，一邊教這三腳貓船員捕飛魚，一邊糾正我們的姿勢，以及如何處理這「現撈」的海味。又或者，由她擅長狩獵的老公擔任嚮導、並聘請醫護人員帶著我們上山觀察飛鼠，蹲在樹叢中給蚊子咬兩天才一親赤腹飛鼠芳澤，但當你下山泡在溫泉時，你必然興奮的喊：還要再來！

事實上，只要將部落主要的經濟活動、或者傳統生活加以轉化為現代生活，就能成為吸引人的特色生態旅遊產品。它取之於傳統，所以相對不打攪當地人的生活，對環境無害、投入的門檻也較低。但卻因掌握這主要、富有魅力的特色關鍵，所以又能激起飲食、住宿、交通等漣漪就業。

更重要的是---它很小，所以必須和社區人通力合作，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生存。這種經濟模式，我們稱它為「合作性經濟」！

你想加入嗎？就在今年暑假，我們邀請你一起來深入探索花東的部落資源，找尋當地社群相互支持的新產業。

這個營隊，將結合體驗與產品行銷設計。從在課堂上，思考為何需要合作性經濟開始，逐步去瞭解其可能性、花東人的生存環境。然後踏入縱谷的一個部落、社區，透過體驗學習來經歷當地人生活的一切，並從中轉化為具體的「產品（採集、打獵、夜遊、打工換菜、學習體驗、以物易物等）計劃書」。

最重要的是，這份企劃書將有機會「真的」付諸實行。在營隊的第四天，我們將邀請大王菜舖子的大王、阿之寶手創館的阿之寶來評審你們小組的計劃書初稿。若該產品「好品質、好用、有可行性」，就有機會成為其店內架上的超夯商品。

讓我踏入縱谷，一同尋找飛魚老師、山豬教育家！打造屬於花東特色的合作性在地實踐。

一、主辦單位

幸福花東促進會、臺灣公共化協會、台大實踐筆記社、大王菜舖子、花蓮青少年公益組織

二、活動日期

8月11日（四）至8月14日（日），為期4天。

三、訪談對象

花東地區與合作性經濟相關的五個部落、社區，與該受訪者的群體生活兩天。目前接洽拜訪加納納部落、港口部落、吉拉米代部落等。

四、訪員資格及人數限制：

本次活動共招募訪員15人。

特別歡迎關心花東地區文化、環境、經濟發展的夥伴加入本次訪調營。

如果你是─

1.花東地區各大學、技術學院的「研究生、大學部高年級學生、畢業生」。

2.過去有訪調經驗者。

3.有意願或者曾短期投入花東合作性模式經濟者。

不要猶豫，快來報名訪調營吧！

五、活動費用：2000元整（含食宿、講義、保險費用。）

※交通費用（個人出發地至花蓮火車站）需自行負擔，花蓮市區至部落的往返交通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

六、報名方式

報名網址：

報名截止日期：6/26（日）晚上12時整。

課程內容、講師介紹及訪調部落特色簡介，請連結至活動營隊網站。

活動聯絡人：王小姐0986391661、

七、活動進行方式及課程概要

活動主題	主講者	活動內容介紹
第一天訪調行前訓練室內課
花東地區的自然與人文 ─環境、族群、部落文化	馬躍•比吼紀錄片導演	花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文化與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構運動簡史。蘇花高議題、東部發展條例等議題介紹與探討。
花東地區產業現況	待邀請	花東地區各類型產業分佈、營運概況介紹。了解農、漁、牧各類型經濟的比例及其與區域特色的關係。
吃的力量！合作性經濟真的走得通嗎？	王福裕大王菜舖子經營者	何謂體驗經濟、社群支持型農業（CSA）？課程中將探討合作性經濟模式的營運模式、可行性及在執行層面遭遇到的挑戰。
為何我們要選擇合作性經濟？	潘欣榮台灣公共化協會	為何要提倡、關注合作性經濟？只有這選擇嗎？除了改善部落的生計，還有什麼特殊意義？
參與式訪調技巧	待邀請	講授參與式訪調技巧，教導成員如何將之運用在與部落在地居民的交談之中。
市場調查技巧	待邀請	講授市場調查技巧、問卷設計、市調結果分析等專業知識。
星光沙龍	全體成員	室內課程結束之後，成員們的交流時間。
第二天至第三天部落人文與自然地理探查
體驗土地、感受生活	全體成員分組活動	踏入部落，透過體驗學習完整經歷一整套當地人目前的經濟活動、傳統生活。運用參與式訪調技巧進行訪調工作。
星光沙龍	全體成員分組活動	結束一日勞動，夜色降臨時成員們彼此交流訪調心得，撰寫簡單的工作報告。構思產銷計劃撰寫方向。
第四天撰寫產銷計劃、成果分享
體驗土地、感受生活	全體成員分組活動	踏入部落，透過體驗學習完整經歷一整套當地人目前的經濟活動、傳統生活。運用參與式訪調技巧進行訪調工作。
各組北上，返回花蓮市區
夕照沙龍	阿之寶/ 阿之寶手創館負責人王福裕/ 大王菜舖子經營者	活動進入尾聲，烈日將隱於中央山脈之際，各組成員整合工作報告與訪調結果，撰寫出一份具有花東地區特色的產銷報告。各組以10-15分鐘的時間簡報產銷報告內容。並由左列講師回饋建議。
賦歸

花東到底怎麼發應由公民來決定

2011-06-19T00:22:00.001+08:00

花東到底怎麼發應由公民來決定
實踐「公民版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記者會新聞稿

主辦單位： 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臺灣公共化協會、幸福花東促進會、花蓮大發展協會

新聞連絡人：lisin(理新) 0911-834512、林子暉0922-897190

來自花東的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們有著共同的夢想。我們不僅夢想這塊土屬於人民，更夢想土地之上的人們能過有意義的生活、做有尊嚴的工作！

正因為我們珍惜人的生活價值，所以我們堅持土地不屬於財團，而是屬於人民。並在公民團體佔多數的決策機構監管下，來發展合作性、公益性與低碳綠能產業。所以從今年4月9日，我們
在東華大學舉辦「東部區域(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研討會」，於會議上藍綠立委候選人都高度認同我們的「公民版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卻在昨晚（6/13）在立法院通過朝野協商，並火速三讀通過其「協商版」。以下，我們嘗試將公民版與背離公民價值的協商版加以對照，並表達三點訴求：

一、遵守原基法規定，保障原民發展權

我們瞭解花東兩縣的原住民，其人數雖然佔花東總人口的1/3，但「協商版」中，卻仍僅是列
舉「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第8條）、「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及環境之改善」（第5條）等辦法，僅是對發展問題的片面解決。事實上，真正對原住民發展權的尊重，在於保障其總體性的權利，所以公民版堅持將「在原住民地區，應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辦理」加入本法第1條的立法目的內，才能根據原基法，來確立花東各產業在使用原住民族土地時，必須詳加調查、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而讓「族群尊重」能切實的落實於花東地區。

二、拒絕賣地換基金，公民代表佔多數

協商版之第四條規定東部發展之中央政府職權、第五條則規定縣政府職權。中央政府之職權規定非常空泛，根本是聊備一格，雖訂定策略發展計畫為整體計畫之依據，毫無實質方向與指標。而且日後執行時，中央政府僅是「協調、審議、監督與指導」。只是非常空泛大方向的核備角色而已（橡皮圖章）。

相對的，第五條對縣政府的規定職權就非常具體，列舉十六主項目為縣政府的「實施方
案」，尤其包括了編訂分年財務計畫及經費來源（第五條15款）。然而，當我們看到協商版第十二條的「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基金總額新台幣四百億元」就不禁令人更起疑竇：究竟經費從哪裡來？

該法詳述基金的五個來源分別是：1.中央主管機關、2.縣主管機關、3.基金孳息、4.人民或團
體之捐助，以及「5.其他收入」。事實上，當中央政府已負債超過14兆元新台幣，地方政府履瀕入不敷出的此時，遑論基金來源、更奢談基金的孳息，人民團體的大額捐款更不用想！所以，400億基金的唯一來源應該就落在定位不明的「其他收入」，然而，究竟花東縣市政府能透過哪些管道來湊齊這400億？令人不禁合理懷疑協商版雖然已刪除「鯨吞」土地的條款，但是否藉其「特別法」的位階來蠶食土地、作價變現？

在此，我們幾乎可以合理判斷，此條例用心在於，將真正規劃與執行大權放在縣政府上，中央政府只是被架空。今後當地土地的釋出、經費籌措與實際運用都在於這縣政府擬定與執行的實
施方案上。

所以，過去國民黨版放在行政院副院長層級的東永小組就整個不見了。行政院今後只會以經建會這類紙上作業的幕僚單位提出一些空泛、形同具文的策略計畫，真正切入實際利益與運作的
乃是縣政府的實施方案。

針對這惡質的地方政府操作，且公民版暫不能通過的現實下，我們唯一自保之道，就是力爭設置公民代表佔多數的「推動小組（決策核心）」。但最終的結果是，協商版僅於「說明欄位」提到小組成員的身份，卻忽視公民版的公民團體代表成員「不得低於小組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二」。

三、東部產業要低碳，合作公益應優先

事實上，花東民眾最關切的焦點是：工作機會、生活前景在哪裡？大家迫切需要新的就業型態、經濟方式來取代維持就業現狀。所以公民版將公益事業及合作事業，並以低碳綠色產業為產業發展重點納入條文中。讓鄉村的土地得以開放給小而美的合作性經濟體來使用，與農民共創公平、底層、小型的社群支持型農業，才是兼顧就業機會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策略。

具體來說，我們將協商版第六條所強調的「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重點發展產業，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產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誘因或優惠措施。」加以聚焦並改為：「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合作性事業、公益事業與低碳綠能事業為重點發展產業」。

現在開始、合作集氣！捲土重來、公民必成！

雖然協商版三讀通過、財團大軍壓境花東已成定局，但我們並不灰心。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公民版無法推成的關鍵，不在於敵人太厲害，而在於我們太弱小。因為花東的鄉親還未能感受到財團的破壞，更無法理解我們口中「合作性企業、公益企業、綠能低碳
產業」的具體樣貌與願景。所以此次無法共同攜手向立委施壓。

為了能找出合作性經濟體在花東發展的困境與優勢，我們會儘快爭取花東人民對合作性經濟的認識與支持。而第一步，就是從今年八月開始的「合作性經濟訪調及產銷設計營」，希望藉此
深入花東各角落，來瞭解花東地區已在實驗「社群支持型」合作產業的有機農業、生態旅遊等社區。訪調成果與公民版，也將以滾動式的方式來互相補充，並透過說明會在地方凝聚共識。

所以，當議事鎚敲下的一刻，正是我們落實公民版的行動起點！

口號：

1. 遵守原基法規定，保障原民發展權

2. 擔憂賣地換基金，公民代表應多數

3. 合作公益應優先，東部產業要低碳

國軍刑求──求情的空谷足音

2011-06-10T09:34:00.002+08:00

■李佳徽

沒有人會怪罪劊子手「製造」刑場的死亡，因其只是「發生」的要件，並非原點。在原始社會也顯見合理的如是概念，更顯應通行文明社會。然而，可能有種自由社會，在事主涉及政府，彷彿公共事務之際，即有超乎常理範圍的表演。平日隔閡公共生活，僅能在投票日一解權力感飢渴的人們，恭逢機會，則即席民主，搖身公民，號稱監督，實然掌權。

究其進程實踐，效率一如變身的速捷。在並未察覺感覺的正確其實根植情緒之前，人群便已齊聲宣言，完滿定讞。一但因之錯繆乍現，往昔隨意「民主」法律、「自由」程序的自己，復又可以跨越權責相連的界線，退回輿論的瑣碎叨念，等待下次的專擅弄權。

這像不像是熟知的民主社會？尤其是被寄予公民社會「升級」希冀的那些？

普世價值的人頭

年初，被認為是非民主的北非、中東諸國，儘管當事國當局或與民主的美國存在一定交誼、一些關係，卻仍相繼燃起「民主化」的苗頭幾許，讓感覺自己正在民主的觀火隔岸，也不免萌生些許的自豪感。沙漠驕陽普照不及的海島驕傲尤其在於，民眾驚豔的民主經驗，並不驚喜地再次成為範定北京，讓自己安心（異於北京）的好玩意。

雖說是如假包換的意識形態，但在科學語言的迷信氛圍，政治科學包裝的自由民主，仍是政治正確的唯一正解。高尚文明的之所以，民主進步的普世性，即以一元之尊，僭稱多元，恰如冒用其名的島國社會。

高尚（莫諱）的根據並非什麼高深（莫測）的道理，到底仍是生物貪生的必然行為。但凡損傷生命常謂損毀文明，同類相殘更被認為野蠻的獸性。就在這言下之意，顯得人性沒有野性、人類比動物善良的脈絡裡，人們如是稱頌民主，充滿感情──「以數人頭代替掉人頭」，厥為民主傲人的無二獨一，更是伊拉克人「拉斐德．阿爾萬．阿爾—賈納」羅織巴格達擁有WMD（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供給美英出兵口實，推翻海珊，為他的祖國帶來民主的內情──儘管民主選舉的今天，可「數」的人頭已被聯軍打「掉」很多，無缺無幾。

環球鳥瞰復又環島掃描，邇來一個遐邇於本島的事情，也正貌似步上先例的後塵，考問宣稱中的普世價值進步性。

2011年1月，有關台灣軍方涉及刑求，製造冤案的討論，引致社會輿論的激情。此前才將飛彈當作魚雷野放，士氣本已頹唐的軍方，復又無冕爍金口中形容的荒唐。燥動昂揚的怒氣儼然正氣鼓張，咬牙切齒的表情可謂無比張揚──總是高舉人權，高人一等的人群，更全然一副刑求與我無關的模樣。惟若觀者有意，復檢歷史印記，即可發現，冤案咸非單線的路向。

以現象理解刑求，大體不脫使用生理、心理的暴力威逼，使人口吐曲意話語，以為根據，將之求刑。收益前期，在於效率。觀之後效，則人稱正義。是故今日眾口撻伐不義，既不合邏輯，亦富涵反戈民主一擊的奧秘。

民主進步的刑求

1996年，該案爆發之際，民選的市長厲聲「限期一個月」，軍方須即授（兇）手完畢。而後者的調查確也趕上了是年的國慶，交待了民主進步陣營的市長以及民主社會的進步人群。10月，迎來送走國慶，百姓額手相慶。自始遭到鎖定的群兵得而益加慶幸，因其回應限期，呼應效率，準時結案從而履行正義，周知無疑。

命懸一線，但見一線生機，無冕事主終於身免刑求倒數的無情示意。

既遵循民主，又合乎正義，何以今時裂變截然不同的豹變案情？追根究底，醞釀實情的隱情不能擺脫行為的條理。以軍方言，刑求及其求刑，效果是滿足民主進步的效率，避免刑求波及。民主進步的限期，效力則在戲劇張力──施展刑求，就是目的。

被認為實施刑求的前者，無疑是以求刑的結果迴避刑求的結局。自認為民主進步的後者，則自始位於刑求大戲的劇目裡。根據劇本，營區有事，必然大兵倒楣，遲未交人，必屬包庇行為。於是真相自始寫定，不被在意，正義更非問題──編劇的基礎既是虛構，在操作面，事後以真實性丈量戲劇性，發現了不符實與不合理，也就毫不離奇。

當年咒罵是名逝者的嘴臉、言語，從父執之輩到走卒之類，泰半免俗皆未。就在受刑者隨風而逝，不斷為翻案奔走的逝者雙親，成為艷稱「鄰人親友」、「太善良的台灣人」這各色人等斷要求生者畫押，無時不刻施以刑求的絕佳對象，如今確鑿無疑之後。現時，一群戎馬半生，一臉驚愕的退休老人，不正又是千夫所指，萬剮後快的新素材嗎？

台灣的民主社會使人發現，數人頭的普世價值，並不總是掉人頭的替代依侍。它更可能是刑求，再刑求，刑求5千餘天、全年無休的興奮劑。我們何不認真的比一比，在這刑求、冤案的悲喜戲裡，究竟是誰在籌謀期待？又究竟是誰在加重傷害？

假裝虔信偽命題

許多有關民主社會確實民主，且正在進步的論述，正將目光聚焦「作主」的具體群體，公民社會則是時髦的稱謂。假設之後，討論之中，亦不乏要求理性能力，以為載體，以之運行。但事實是，儘管以往無人不知獨裁源於「蔣總裁」，如今卻無人聞問民主的民是否有別前者，別出心裁？除了自省的困難，也透漏了民主社會的進步人群其實並不在意民主是否確實、能否進步的訊息。張貼海報，呼喊口號，顯得自己也十分「舶來品」的戲劇性，往往才是彼等所欲。是故，即便台灣的政治文化酷嗜刑求，殘忍無比，仍不妨礙逢人交口「充滿人情」、「和平輪替」的典範自居。

微觀個體，咸信「寬容」應謂西方語境民主人格的徵象之一。回顧該案歷時經年的跌宕裡，實則幾曾未見沈溺的人群表示冷靜，有的只是想將（他們不信任的軍方所說的）嫌疑犯碎屍萬段。此一事實無非表明，自忖高尚的民主進步，本質無非粉飾情緒、裹覆獸性的糖衣。既不理性，亦不寬容的實質，值得開展多方的對質──普世價值是否果真普世？皈依徒眾又是否真正虔心？

根據信仰選舉的台灣民主，已可一人一票直選領導人的台澎金馬，理應厥為世界第一，但事實上，台灣民主始終待望美、日的肯定。原來民主的目的不是人民自己，儀式而已。至於訴求僅止換人執政的民主實踐，既無基督教的內涵動機，行止下作比如上述案件，也就合乎邏輯，堪稱普及。

儘管自稱的美麗島一向擁有仿美的自信，實則對於美式民主的深層動機──防堵暴民，不甚知悉，更沒有興趣去防堵自己。惟其並不妨礙利用選舉的如儀行禮，加入普世價值的高尚文明。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不時不斷重複叨絮北京不夠「普世」，宛如異形的台北，比之年年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的香港特區，卻又顯得中國民主其實無關緊要的心情。蓋民主崇拜未及內涵，玩耍而已，更不是普世的關心。反之，正是「不普世」的選舉，才能激發關懷的真情。也只有在這事關己利的祭典裡，才能看到他們突然突兀訓斥的舉止，將收視率的高效益輕取吞食。

更真的假象更加在於，假虔信的對象更是一道偽命題。綜覽普世價值的傳世敘事，名聞遐邇的「民主和平論」可謂「普世性」的地基礎石。然而，3月一起有關菲律賓遣送台灣罪犯的爭議，便已在台灣官民力推「凍結菲勞」的迫害政策──在這號稱「人權立國」的土地拿勞動者祭旗，以之刑求民主國家菲律賓的「誠實」裡，拆穿了台灣民主所謂普世的不堪一擊。充滿戾氣，細故尋釁──這就是自日本時期茁長至今的民主文化？這就是民主社會的進步人群？
當民主始於情緒

當年，眾人皆曰可殺之下，倘若檢討程序，恪遵法理，是否民主又要聚眾呼嘯，疾呼「恐龍法官」也該槍斃？當人群無不參與冤案，變身恐龍時，又可曾想過自己正在製造「侏儸紀公園」呢？須知西式民主的來歷與基督宗教有密切關係，對於《聖經》名句「父啊！請您原諒他們，寬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作的」無知的台灣民眾而言，亦咸難體察，自己只是會犯錯的普通人而已，只知衝冠一怒，取人性命。

當民主始於情緒，人群便會忘乎所以，彷彿自己是一貫正確的「主席」。代入西式民主的西式（宗教）情境，首先假設我會犯錯──如斯民主，蠲除膨脹自己，擠壓異己的暴行，或才有其普世的價值意義？設若群我可以體悟，除卻受害者群體，面對江案，其實無人真正無辜。則避免悲劇重演，是否會有更高的機率？

最後，筆者願以卑微的「不願役」之身，代替被鎖定的「滿天星」求情。蓋如今要求某人負責，賠款幾億，不正又是逼人去死，草菅人命的慘劇？

（公共化協會成員）

重思國營事業的社會功能

2011-06-10T09:32:00.002+08:00

■姚欣進

在過去國民黨政府的威權時代，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方面均離不開黨國體制的主導與操控。即使在1965年後，台灣在當時國際新分工的契機下，決定政策轉向由進口取代改為出口導向的產業經濟，公部門開始逐漸消退，但台灣的國營事業或準國營事業（實質由官股控制）還是採取與民營企業的垂直分工，國營事業佔據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上游關鍵，而開放中下游讓民間企業接手經營，台灣的石化業（由上游的煉油到中下游的提供塑膠原料與塑膠製品的加工產品）就是如此譜下了「台灣經濟奇蹟」的一章。

批判國營事業的歷史背景

台灣這種公私企業利益分贓的均衡態勢，大約維持到1980年代末期。在1987年，當時國民黨行政院長俞國華喊出了「國際化、自由化」的新方向，不僅意味著台灣將逐漸開放市場管制，讓全球資本自由進出台灣（尤其是金融市場），而且更代表著台灣公部門將逐漸退出市場，透過公司化、釋股民營化的手段讓台灣經濟更全面地由民間企業接手主導。行政院旋即於1989年成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小組」，開始強力推動民營化轉型。

國民黨政權當年會如此政策大轉向，原因在於政權與資本利益的結合。自1949年以來以至於1990年代的整整40年的國民黨在地化過程，實質上正是台灣社會全面資本主義化時代。到了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與本土大資本家集團、地方菁英都已建立了長期的利益交換、分享關係與制度化運作後，國民黨政權才可以在政權行使上由過去獨斷者的角色轉換為主導者姿態，不斷讓台灣籍政客、實力人物進入權力核心。這代表著國民黨所掌控的經濟利益、國營事業等，已時機成熟可以服從市場規律、資本利益，而徹底的民營化了。

民營化的訴求，也鮮明地反映了民進黨長期以來的資產階級性格。由民進黨所主導的台灣民主運動，從一開始就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表現出一般私人企業、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政治要求。一方面，她針對威權體制提出了民主憲政的批判，另一方面，她也針對國營事業體制提出了幾乎是全面民營化的訴求。

這兩大要求，時至今日，實已成為兩黨之共識（雖然還有某些部份程度差異）。換言之，為了要拯救台灣資本主義江河日下的困局，徹底的、放任式市場經濟，讓私人資本得到最大商機與利潤，讓政府只做個最小程度的市場秩序管理者，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要點與思維方式。

國營事業必然效率低?

近日，有關政府效能低落與民營化不彰居然扯在一起，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由於國外機構對台灣「政府效能」評估指標有所下降，主流媒體立刻響應，要求政府應加速民營化，不要再延宕不決。

然而，政府效能要大幅改進，與是否將國營事業全面轉型為民營企業根本無關！新加坡政府就是一個政府效能高而能將國營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從而帶動整體經濟高度發展的正面範例。

根據學者近期研究，新加坡在東亞金融風暴後的10年內，更加速發展國營事業、政府主導的政聯企業（政府持股比例至少6成以上），在整體社會市場中的佔有絕對主導性。目前新加坡的政聯企業掌控了國家「約近10％的產值，以及股票市場中約24％的資本額」，但由於政府國營事業與政聯企業能有效而專業化經營，帶動了新加坡傳統華人家族私人企業的進步轉型，也造就了該國經濟實力不斷提昇（見李宗榮助理教授與施奕任博士候選人之論文，〈發展型網絡演變路徑的差異：比較台灣與新加坡的公、私部門間企業網絡的變遷〉，《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4期，民國98年12月）。

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是民主政府（這點我們毫無保留必須批判），但只要一個能依循民主政治的政府團隊，有其遠見與魄力，則政府效能與國營事業、與整體經濟發展之間根本沒有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

國營事業的社會功能

國營事業還有另一層更重要的社會價值；即，能針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基本民生需求，以社會資源共同承擔成本的方式，來提供低廉價格服務。

社會的基本需求，如糧食、水電、到大眾交通，不能完全交由私人資本企業經營，因為一旦這些基本需求與私人資本利潤有衝突時，被犧牲的往往就是社會基本需求了。如果這些攸關民眾基本需求的事物供應，乃是屬於社會共有而以國營事業的形式來運作，那麼，只要我們國家體制已是在民主監督下，這國營事業的客觀功能就是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經濟活動。一旦市場失靈時，這些國營事業就會成為不可或缺的平穩物價、調節民生需求的機構。

一言以蔽之，國營事業，對穩定民生物價、滿足民眾基本需求有著無可取代的社會功能。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在兩種社運間：我們如何選擇、如何發展?

2011-05-16T21:24:00.000+08:00

■潘欣榮
立報上週（5月5日）刊載林柏儀所撰寫的「面對青年貧窮化：兩種社運觀的政治關係」（以下簡稱「兩種社運觀一文」），在柏儀的文章中將當前的社運區分兩類：其一是爭取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左翼社運」，另一類是主張多元特殊利益群體，在目的上各自具有獨立性、彼此不一定有共同目的、也未必要挑戰政經體制的「自由派社運」。

區別這兩類社運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要認清我們共同的敵人、更清楚的認識資本主義在結構上宰制了生產關係，所以無論是婦女、少數族群或青年學生所受到的歧視與壓迫，皆來自於資本主義。所以要瓦解資本主義「結構下的壓迫關係」，則需針對其最尖銳的勞動商品化的議題進行抗爭，但兩種社運間對此「根本目標」和「根本壓迫來源」有不同看法，所以必需進行辯論。

另方面，要透過在政治、法令架構下的實踐，才能解決宰制問題，故需討論社運與政治的關係。雖然兩種社運的實踐形式相似、甚至都可能和資產階級政黨階段性合作，但自由派社運的實踐僅停留在此，甚至繼續鞏固議題本身、而缺乏探究跨議題間的共同根源；而左翼社運則強調既然資本主義的內在積累邏輯是壓迫的根源，故集中各社運，透過奪取政權來改變政經體制。

深論兩種社運觀的必要性

在台灣這個充滿了自由派社運的土壤中，柏儀願意主動從左翼的結構性觀點，且清晰追問根本性宰制資本邏輯，實屬不易。而本文將承接「兩種社運觀一文」的基礎，繼續深化前述討論。

我們知道「根本性的壓迫來源」是資本主義，而其壓迫的直接形式，則是資本透過生產關係，對勞工進行剝削，但若循著這脈絡思考，則會得出「反抗資本主義的主力必然是傳統工運」。但我們必須追問：究竟婦女、少數族群、土地及教育私有化等多元社運議題，與資本邏輯的關係為何？如果他們受到資本的宰制，那麼他們被宰制的形式與傳統工運是否相同？

也就是說，如果多元社運與傳統工運被宰制的形式不同，那麼傳統工運僅訴求「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是否足以反擊資本主義？尤其當資本主義已出現「多元性壓迫與自我緩解」的複雜面貌？

其次，當資本以戰略性、全面且細膩的展開進攻，而左翼社運是否需要提出至少複合性或全面性的實踐出路？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我們能否從眼前的實踐經驗中，找到一些可能的實驗種苗？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本文將嘗試重新定義資本主義與多元社運的關係，並由此推論「無階級公民社運」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若要以一句話來定義無階級公民社運，則是透過審議式民主的方式，重視多元、複合性力量的整體性抗爭，來達到無階級壓迫的公民社會。

多元社運與傳統工運的異同

客觀上婦女、少數族群或教育公共化等多元社運議題，其背後的確是根本性的一元資本之宰制，但卻因資本運作過程的不同階段、領域而有不同形式、性質的宰制壓迫。而這些被壓迫者宛如鋼琴上的鍵盤，雖都處於同一平面且外觀相同，但卻因所處的位置而終身承受著不同程度的敲擊壓力。

具體的例子是勞工雖然在生產領域被資本直接剝削，乃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所以在歷史上曾有非常劇烈的反抗，然而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家已從無數的折衝經驗後，得出為勞資衝突架設各類型的排氣閥。當勞工爭取調薪、福利、升遷、工時、組工會時，資方已能透過選擇性的局部妥協，或／與以次要、切割與轉移衝突焦點等衝突管理的精緻手段，來轉化勞工的抗爭。這都導致了傳統勞工不易在鮮明而持久的一貫抗爭過程中凝聚、提昇為真正階級意識的自我認同與政治自覺。

相對於勞雇關係，我們來看多元議題和資本間的關係，無論是中科園區的土地、或者教育預算的大餅，資源就那一塊、或極為有限，所以當被資本鎖定、掠奪的當下就排除了其他人的使用。既然這對資本來說是個退無可退的肥肉，那麼社運與資本的抗爭自然是一場零合遊戲，而使這些強烈感受到資本壓迫的群體，相對於勞工更願意與資本戰鬥到底，這正是近期中科、國光石化的議題能激起強烈反抗的主因。

自由派對社運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需要釐清兩種社運的差異，絕非是主觀立場的表述，而是客觀運動現實的需求。尤其柏儀引述哈維（David Harvey）分析「自由派社運」帶來的運動困境：當反聘僱童工的NGO團體的禁止童工訴求成功之後，卻摧毀該童工的家庭經濟來源，最終可能讓兒童被販賣成雛妓，卻留給另一個反雛妓的NGO去根絕它。

這種兩種社運團體像是接力賽般的在不同階段介入、卻永遠無法杜絕根本性壓迫的抗爭手段，證明了結構性的問題無法被片面的解決。不僅在國外如此，類似的故事在台灣更是屢見不鮮、甚至以不同議題間的鮮明對立來呈現。

類似的矛盾尤其出現在環保與勞工就業之間的矛盾關係：當環保團體、在地居民訴求高雄縣的台塑、中油的石化廠遷廠時，其背後所牽動的石化業上下游人數總計近12萬人（其佔大高雄地區總就業人數的10分之1，詳見勞委會「2008年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將失去就業機會，是故工人、在地居民、與環保運動者彼此的矛盾會尖銳的產生，導致無法合作來對抗資本對勞動、土地、環境的剝削。

不僅是傳統產業如此，當我們翻過山來看近期積極發展觀光服務業的花東淨土時，更看到當國民黨版的東發條例，提出「公有土地私有化＋觀光財團投資＝增加就業機會」的政策，而民眾也要求環保團體在反對土地私有化的同時，必須提供在地就業機會。那麼，環保團體若要可持續性的在地經營，勢必要在反對土地私有化的同時，一併提出迥異於觀光財團的新經濟模式。

此外，兩種社運的差異，不僅造成不同利益群體、社運間的矛盾，若微觀的放到個人身上，更可看出自由派社運可能限制了個人成為社會公民的機會。

舉例來說，台灣的一個工會幹部，在工廠中可能是為工人利益不遺餘力，但回到家中卻是打小孩、罵老婆的沙文主義父親；在鄰里中，他是藍綠政黨的小樁腳；甚至為了工廠穩定運轉、為了自身的工作權，他還會熱烈的支持核能電廠、核能政策。

也就是工人在工廠、家庭、政治的多元角色中，因為缺乏多元社運的刺激、啟發，以及與各種多元社運團體的深入互動，往往造成勞工非常狹隘的認識。這不見得是他自己所願，但卻因社運群體、議題的劃地自限，而讓群眾喪失成為成熟公民的機會。

更細膩的區別自由派社運

雖然上述的例子皆集中在環運與工運，但事實上「自由派社運」卻是普遍出現在各種議題內。而其成員也分成兩種，少部分是有意識的藍綠附庸者，我們稱之為「自覺自由派」。至於多數人可能「因自覺的立場選擇，造成看似不自覺的走上這條路」，我們稱為「不自覺自由派」，而對於後者我們應該以更細膩的態度面對。

不自覺自由派的朋友在被質疑時，往往認為自己是「不自覺」的選擇這條路，亦即他們也真誠的質疑資本主義，或許也認同無階級社運的必要性，但卻因「中央主管、立法機關通過某某議案在即」等現實壓力而僅能不斷救火，再加上我們人力不足等因素，所以才會說這並非眼前最主要的工作。

對此我們會回答：沒錯，不自覺自由派的話從實然面來看都可成立，但他們可曾想過長久以往下去，單一的社運議題勢必愈鑽愈孤立，最終只能在議題審查的最終時刻，「不得不」、「策略性」的和藍綠兩黨合作；或者主張與兩黨進行等距外交的團體，最終也僅能走向一種虛無主義。

長久以往，社運只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僅能每每在關鍵時刻成為政黨的配合性壓力遊說團體，而讓群眾看不清支持社運團體的必要性。其二則是因政治潔癖而成為孤芳自賞的小眾運動。

其次，不自覺自由派因認為多元力量的整體抗爭並非眼前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會把自身的「單一議題抗爭」和「反資本主義的多元串連」做出階段性的區隔，在這看來只是「工作排序的選擇」，事實上已是自覺、有意識的「政治抉擇」。而其結果，才會導致永遠將重點放在「急迫」的工作，卻未看到議題會急如星火的原因，正是因為沒有掌握「重要」的多元力量集結槓桿、共識點，所以才會不斷循環。

如果不自覺自由派的朋友認同前述批評、並願意開始積極讓「單一議題抗爭」和「反資本主義的多元串連」在同一時間併同提出，那麼在轉變的當下他就是我們無階級公民社運的夥伴，並一同追求「無階級公民社運」的獨立政治路線。

「無階級公民社運」存在嗎?

事實上，「無階級公民社運」的胚胎早已在台灣出現，令人驚訝的是它蘊藏的地點，就在自由派社運的反抗過程中，例如在保存樂生、或者台灣各地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議題抗爭，無論部份的運動主事者在「策略操作面」如何堅持議題的特殊性、獨立性，而迴避與所謂不相干的團體串連；但其議題的「根本矛盾」卻都清楚指向資本主義的私人利潤掛帥的結果。所以參與此運動的年輕人，往往都會強烈的意識且痛恨資本的宰制邏輯。

如果，我們要透過社運挑戰資本邏輯，那麼就不能僅是滿足於代議制的間接民主，而是重新彌補這分裂的自我，從過去僅能在政治權力上做個遊說團體，轉而透過直接民主的方式，讓社會權力所主張的抗爭，在政策上直接被落實。這樣的例子絕非空談，其雛型已隱然出現於花東地區推動公民版東發條例的運動中。

「無階級公民社運」的嘗試

對許多花蓮基層的受薪階級來說，因為經濟生存大於一切，所以支持興建蘇花高、願意讓東發條例允許財團廉價租用土地，畢竟就業機會的價值高於環境保育。也因此環保團體的聲音一直被忽視，更遑論傳統左翼團體的反資本主義宣傳，對花蓮人來說更是脫離生活現實的瘋人囈語。

當資本財團以就業為盾、產業發展為矛挑動來打動花蓮人的心。我們反制的方式，就需以新的社運模式來提出以滿足花東就業、生活基本需求的政策發展方向。具體來說，在合作性經濟的政策主導下，以社會基金挹注各類型的合作性企業，並透過合理的薪資獎勵來吸引有創意頭腦的專業經理人，來經營公益或合作性事業、綠色低碳產業，以取代高耗能高破壞的產業。

此外，也積極扶植地方的小型民間企業，諸如合作社、農漁會、產銷班、社區產業、文化生態旅遊、小農市集等民間參與平台，並在原住民族自治架構下推動原住民族發展，以實踐真正的東部永續發展。如此既可創造就業機會，又可善用公有土地，並生產社會盈餘。

至於合作性經濟體的第一桶金（社會基金）或社會盈餘的重分配，均藉由社福、環保、原住民NGO團體、學者專家所共組的決策小組來決策。而在社福政策上，鼓勵公益性社福團體只要達損益平衡，即可獲補助來提供各式弱勢服務。至於花東偏鄉的醫療、國民教育、日常生活所需的公車路網，則由政府承擔。

或許有些人會問：這大同世界在現實中真的可能嗎？錢從哪裡來？事實上，無論是民進黨版東發條例所規劃的每年5百億預算、或者國民黨版的預算不設限，兩者都將編列一大筆預算來「為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藍版、綠版的第一條），而「被發展」的產業，依據台灣產業相關法規的慣例則是指大型私人資本，而非合作性質的公益企業。

所以，只要將藍綠版的補助平移給合作性質的產業，就能滿足我們的資源需求。此外，已有行動者據此展開行動，將美好的願景藍圖具體落實於「公民版東發條例」的法規中（請上網搜尋「東發條例公民版比較表格」），它務實的吸納藍綠兩版的排序架構，卻摒除兩黨的根本缺陷。並由東部發展聯盟、公共化協會、幸福花東促進會等團體更在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主辦「東部區域（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研討會」中正式發表。其中，藍、綠、公民版的三版優劣比較，令在場的藍綠立委候選人難以批駁、甚至公開表態願意深入瞭解。

從破到立的新社運

綜上，今日資本與受雇者在勞雇關係的矛盾，已能透過衝突制度化的機制被緩解、移轉。相對的，資本邏輯對受雇者子女在教育、住屋、醫療等基本需求的宰制；或資本對環保、弱勢族群的壓迫，其被轉圜、化解的空間卻相對更困難，所以藉由多元社運更能讓受雇者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根本、結構性問題。

而資本為了因應多元社運的反抗宣傳，也創造出更細膩的宰制策略，所以我們的抵禦方式，必需從傳統「破」的角度反對破壞環境，轉向「立」的角度創造環境優先的謀生方式、生活價值，在打破多樣化的階級壓迫的同時，建立公民社運的審議式民主及生活價值、具體樣貌，而這正是無階級社運的具體實踐。。

回顧傳統左翼無法在台灣推動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僅能標舉正確的政綱，卻無法回應資本主義千變萬化的緩解新手段。而今日的無階級公民社運認識到正確的政綱固然重要，但要將之具體地融入到民眾生存需求、現實利益當中，再配合說之以理、動之以情，才有可能成功。

而這種將片面與整體、個別抗爭與多元串連畢其功於一役的抗爭方式，不僅是讓群眾熱烈期待的現實利益，與反資本壓迫的抗爭緊密結合起來，更是無階級公民的新社運、新風貌。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工會與公民團體的發展

2011-05-07T15:47:00.000+08:00

■姚欣進
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在各方面都顯示了台灣社會已逐漸發展到了一個轉型臨界點。

首先，今年五一勞動節標示著歷經多年才修訂的新勞工三法開始正式生效。而這對於多年來沿習著以廠場為工會組織單位的運作方式，終於開始大幅鬆綁，讓勞工們可以跨越廠場與單一企業藩籬而以產業別（甚至跨類似產業）來組織具有大型組織功能的產業工會。

其次，在昨日街頭遊行的勞工隊伍中，我們見到一些過去所未見的非傳統型的勞工團體，如社工工會（據了解，尚在籌備中並未正式成立）、護理人員團體。而且，也是在昨日，台灣各地的教師根據新工會法而紛紛正式成立教師工會；此外，連所謂的「科技新貴」的電子業、資訊業工程師與從業人員，也成立了兩大跨產業的產業工會（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與通信網路產業工會）。

從上述粗淺的觀察就可看到，在新的法規制度下，未來台灣社會有客觀條件至少可以發展出五類新型的產業工會，而其中還不乏是大型、全國性質的跨產業類工會。除此之外，隨著台灣服務業領域的深化發展，許多新興職業類別如保全業、家服業、托教業等，目前都還處於剛起頭的籌組工會串連階段，未來也有可能發展出具體的工會組織。

然而，工會組織法規的鬆綁與社會新興職業人力的匯集之兩方客觀條件，並不足以代表台灣未來具有實質進步意義的工會力量就真能蓬勃發展。

也就是說，若我們以公民社會的理想願景為標竿，期許一個社會的多元而自主的公民團體（如工會、公益團體、自主社團等），不僅追求與捍衛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同時能在整體性的社會公益與公共政策上發揮相當程度的團體理性力量，那台灣各種類別的工會團體，就勢必要一方面捍衛自己勞工權益，另一方面就應以自己的專業角度來參與擬定、批判相關的公共政策。在這標準下，未來的教師工會、社工工會的社會角色，相對來說，是最值得被期許的。

簡單的說，教師或社工由於自己的職業角色往往是執行國家既定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宣導、教育（教育界），甚至是以公權力角色來介入私領域家庭中來執行保護與控制政策（社工執行兒少保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一個理性而敏銳反思的老師或社工往往也會以公民自主精神來質疑這政策妥當性，從而會在教材、施教方式、教育政策或社會保護與福利政策上，要求更多的民主參與決策。

若是如此，則教師工會、社工工會就不僅是一個單純的自主利益團體，而同時更是一個公民自主管理、自我決策的團體力量了。而一個真正合理的公民社會基礎，就正是建立在這些多元自主的公民團體的社會實踐上。

台灣社會貧困化的真相與趨勢

2011-04-30T22:36:00.000+08:00

■姚欣進（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每年一次的五一勞動節轉眼又將來臨了。在今年勞動節當日，全國產業總工會與其他勞工團體所舉辦的勞工遊行的訴求主題，在於「反貧困」。這主題凸顯了幾個方面的意義，值得我們深入討論。

經濟成長能改善勞工貧困嗎?
首先，反貧困與就業率雖然密切相關，但畢竟不是完全相同的議題。諸多勞工團體決定當前的訴求主題在於身陷於貧困中眾多勞工夥伴要求政府提出救窮方案，而非更多就業機會。

這當然不意味著目前台灣就業率已大幅提高、就業機會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依照最新數據，3月份失業率已下降到4.48％，失業人口49萬9千人；相對於2009全球金融風暴後20全年平均失業率5.85％歷史紀錄，僅微幅下降1.37％，且失業人口猶高於2008年45萬失業人數）。況且，這份最新的統計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即勞動參與率還是維持在低水平（57.97％），即，有高達四成多的民眾已離開這勞動市場，但政府卻是以參與勞動市場人數，而非總勞動人口，來計算失業率，故有偏低之嫌。

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訴求主題之所以集中在反窮困，恐怕是因為即使勞工工作權在這兩年內有些許改善，但卻未增加實質收入卻甚至越加貧困化。換言之，即使以最樂觀的眼光而認為，由於兩岸經貿關係日益發展緊密，今後台灣經濟應會逐步繁榮、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台灣的經濟成長發展，卻不必然會帶來一般民眾的收入增加、邁向較寬裕的生活水平。

事實上，根據最新出版的台灣光華雜誌報導，「台灣勞工的平均薪資（包括平均薪資與獎金、紅利等非經常性薪資）從1999年的4萬842元，增加至2009年的4萬2,176元，10年來增幅僅有0.32％（資料來源：台灣光華雜誌，2011年4月；以下數據，均出自於同一來源）。另一方面，在這段時日內，台灣勞工的平均工時上升卻從「2007年12月的183.9小時，攀升到2009年12月的191.1小時，名列全世界工作時數第二長的國家」。

更關鍵的是，在「1999到2009年這10年間，我國的名目GDP平均成長2.89％，成績不算差，但勞工的平均薪資卻只成長0.58％」，也就是說，這10年來勞工薪資增長幅度居然只有整體經濟成長率的5分之1而已。

另一個數據也印證這客觀趨勢：在2007年，受雇報酬收入僅佔GDP的45.55％，即台灣社會整體生產成果僅有一半都不到的比例分給了受薪者！

上述這兩項數據，都充分顯示一個嚴酷而完全不公義的事實：台灣經濟即使在勉力成長，但其成長的幅度與勞工薪資增長幅度完全不成比例；台灣經濟成果的大餅，全體勞工只能分享不到一半。

如此看來，台灣經濟若衰退，勞工們當然收入就會頓減（無薪假、失業），但即使經濟有所成長，勞工們也分不到什麼好處。

資本積累與貧困勞工
但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止於台灣經濟成長無法實質改善勞工窮困處境，而是：今後台灣經濟若要持續成長，恐怕必須以更多勞工的窮困化為代價、為手段。

一個基本數據說明了這駭人的論點。據報導，「台灣產業以電子業和製造業為主力，其中工業部門平均要花30億元的投資，才能創造1千個就業機會；以12吋晶圓廠來說，必須投入7百億到一千億元，才能增加1千個就業機會」！

換言之，台灣製造業已不斷走向資本密集的道路上，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高資金比例投入在天價的機器設備上，越來越少比例投入人力資源上，即使是僱用新的勞工，也必然是少數專業人才而非一般勞工。

所以，即使這類高技術、龐大資本投資的龍頭產業帶動了整體經濟成長，但一般勞工就業前景並不看好、收入所得也不可能以相應幅度而提高。

貧困化的趨勢與後果
或許一個最簡單的數據，最能反映台灣社會逐步走向貧困化的事實。即，據去年年底主計處統計，在台灣高達359萬7千人月薪不到3萬元，這在目前約有806萬受雇者中，比例高達44.54％。也就是說，幾乎一半的受薪民眾都是屬於收入僅夠溫飽的月光族。

另據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分析，「若依照歐美國家計算貧窮線的公式，台灣約有7％的窮人，也就是約有一百多萬名的貧困者」，但他們卻因為台灣目前的法定貧窮線門檻太高，以致於不符法律窮人的定義，而無法有得到政府任何社會福利補助。

如果台灣今後的經濟成長是走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方向，那失業率居高不下、勞動參與率低水平、一職多工、超時工作、收入不成比例增長等現象，就必然會隨之出現。在這總體結構制約下，可想而知，目前的新貧族（月薪不到3萬元）人數就會越來越多，即使整體經濟成長率或還會持續微幅成長。

那麼，這社會貧困化的直接後果是什麼？簡單的說，這就是造成台灣社會非常強烈而鮮明的社會兩極分化。

今後台灣社會很有可能逐漸演變為在金字塔的頂端，只有極少數的比例人口，而中間階層收入者將日益縮減，而往下掉落的會越來越多，以致於最貧困族與次貧族（即今日所謂的新貧族）將越來越多，成為「穩定的大多數」！

我們再以一些數據來佐證：據主計處前兩年的數據，目前台灣所得最低的5分之1家庭，約有286萬人，而在最近7年，這些家庭每年淪為負儲蓄，入不敷出。

但更關鍵的是，第二低的所得組（即次貧族），其人口高達436萬人，儲蓄率亦僅7.13％，扣除掉物價上漲率後，幾乎是月光族。所以，台灣社會總貧困人數估計將高達7百萬人（最低兩等分之家庭收入者），總人口的30％，幾乎是每3個台灣人就有1位是窮困者。這些數據還是兩年前的，其調查估算資料更是採集於3年前的，若我們以最新統計調查，其結果恐怕更不堪想像。

以此來看，這次勞工團體於五一勞動節提出反貧困的訴求，就不僅是勞工訴求而已了，恐怕更是台灣一般民眾最深層的悲歌與吶喊吧！

從「禁止溫書假」談台灣的威權主義餘毒

2011-04-19T21:14:00.001+08:00

■任懷鳴

日前，因高雄市教育局一紙公文要求「各校不得於定期評量日下午提早放學或安排相關自主學習活動」，引發高雄中學及高雄女中學生強烈不滿，在臉書上發起連署抗議，獲得廣大學生的支持；使得「溫書假」問題再度浮上檯面。
其實，早在4年前（2007年1月）就已發生過同樣的爭議。據媒體報導，當時教育部發文要求各校不能放溫書假，不少高中生便發動一人一通電話打到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抗議，還寫電子郵件到部長信箱，大罵教育部「無聊」！而為了讓師生們「息怒」，教育部隨即發布新聞稿，指各校仍可依考試期間需求、調整上課作息，學生則可以在學校自修；至於「應變不及、決定仍維持溫書假的學校」，教育部也說「絕對不會有任何處分」。（註1）

去（2010）年6月，教育部則鄭重其事的召集各縣市政府、課程專家、全教會、台北縣教師會、全家盟、中華民國各級學校家長協會及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等代表共同開會，討論定期評量（即段考）日下午，學校是否可以提早放學（即溫書假）。

會議最後的結論是：「高中、高職、國中及國小之定期評量日均不宜提早放學；其作息安排（調整），由學校考量學生受教權益、家長監護權責、教師專業職責、學校行政規劃及相關法令規定決定之。」（註2）消息傳來，又引發學生團體發起連署抗議，甚至將5萬多人的連署書寄往總統府，「請馬總統公開給個回應」。（註3）

而高雄市教育局於去（2010）年10月轉達上述教育部的「會議結論」後，高雄中學便在校務會議中通過一項《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允許學生在取得「家長同意書」後，可進行「校外的自主學習」。但教育局隨即於今（2011）年3月9日發文通令全市高中職：「本局……尚未有決議前，……各校不得於定期評量日下午提早放學或安排相關自主學習活動。」於是，爭議再度爆發！

從媒體的報導發現，教育部反對「溫書假」的理由有二：一是「擔心學生上課日數不足」，二是「擔心家長不在家，學生放學會發生意外」。我們不禁要說，用「禁止溫書假」來解決這兩個「擔心」，充份顯示出教育部官員仍具有像頑垢一般的威權心態！

「課程自主」是教改目標
上個世紀末一場民間教改行動「410教改大遊行」（以及後來的「410教改聯盟」），促成了以「行政院教改會」為核心的全社會動員──那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教改議題討論。兩年的討論得出一項深具時代意義的教改目標，那就是「教育鬆綁」。

事實上，對照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此番教改運動其實正是台灣「政治解嚴運動」的餘波。

而所謂「教育鬆綁」，耗時兩年完成的《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中說得明白：「政府遷台以後，在長期戒嚴期間沿用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律，並以發布行政命令方式規範教育，凡20餘年。民國60年代以後，才漸朝教育制度法制化的方向改善，但因屬戒嚴期間，教育立法仍在配合國家政策的方向上訂定。……數十年來，國家透過教育部不僅介入過多的地方教育事務，也介入過多的教育實質運作，使各級學校教育難以發展出自主、多元、開放與專業的特色。凡此種種政治力的運作，對教育活動造成了長期的捆綁。」

於是，《報告書》標舉「教育鬆綁」的理念：「教育鬆綁是一種符應社會民主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重建工程，……在教育鬆綁的進程中，要特別強調自律與負責。」

而談到有關「中小學學校教育行政與教學之重整」的具體建議時，《報告書》則提出：「……學校應有足夠自主與彈性空間，在最低標準之規範上規劃課程，以落實『教師共同經營課程』的辦學理念。」（註4）

僅管《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最終並未被政府全面採納，但「教育鬆綁」的社會共識畢竟成為日後推動教改政策的重要力量。

從後來的發展觀察，「教育鬆綁」的確具體落實在教育現場的政策推動中，有一部分反映在學校權力結構的改變（例如校務會議、教評會的法制化），另一部分則是課程與教學的革新；其中「中小學的課程改革」便是本文要探討的焦點。

「溫書假」是自主範圍
分別於90和91學年度在國小、國中正式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便是上述「課程改革」的第一波；而93學年開始陸續頒布的《高中課程綱要》則是第二波。事實上，不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還是《高中課程綱要》，其最核心的概念就表現在所謂的「校本課程」上。

與過去《課程標準》的時代不同，《課程綱要》賦予學校及教師更大的自主空間，包括：一、以「課程內容大綱」及「各學習階段能力指標」取代巨細靡遺的「課程標準」，各校據此自行規劃符合學校需求的「課程計畫」。

二、規定各校成立合議制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作出「學校課程計畫」的決策，然後送教育主管機關「備查」；教育主管機關僅能就形式予以「備查」，不可就其內容「實質審查」。

而本文討論的爭議問題──「放溫書假到底是誰的權限？」如果以《課程綱要》的觀點來分析，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有關「學習時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是這樣規定的：「全年授課日數以2百天（不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日）、每學期上課20週、每週授課5天為原則。但每週上課天數應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數之相關規定辦理。」而各年級「每週學習總節數」的規定則為22節到35節不等。

換句話說，只要在規定的「授課日數」及「學習節數」範圍內，學校是有充分自主權的。

但考量國中小學生自我照顧能力，配合地區與家長作息特性，《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倒是賦予地方政府訂定《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時間實施規定》的權力。

至於《高中課程綱要》，則不但沒有授課日數的規定，也沒有賦予地方政府規定「學生在校時間」的權力；甚至「每週學習總節數」，也只規定上限，並未規定下限。

因此，本文結論是：不論高雄中學段考下午提早放學，是叫作「溫書假」，還是稱作「校外自主學習」；只要在學校學課程計畫中載明，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它就是合法的；教育局就只能「准予備查」，沒有禁止的權力！

台灣教育官員「依法行政」的素養，恐怕得再加強了！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任、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聯合報，〈取消溫書假學生火大、教部難招架〉，2007年1月18日。

註2：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全面取消溫書假說明〉，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http://epaper.edu.tw/news.aspx?news_sn=3551。

註3：聯合報，〈高中生連署向總統要溫書假〉，2010年12月7日。

註4：行政院教改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1996年。

馬英九的民意為何拉不起來?

2011-04-15T09:28:00.002+08:00

■姚欣進

自3年前國民黨重掌政權以來，台灣政局似乎相對穩定下來。一方面，過去善於造勢、倡言政治高調的民進黨由於失去了政治舞台的主角地位，台灣政局就少了許多辛辣表演政治，主流媒體也少了許多可供發揮著墨的空間。

另一方面，國民黨團隊向來就是技術官僚出身，加上其長尊幼卑的科層文化，個個保守謹慎，毫無膽識來搞政治對抗，當然也就使得台灣政治呈現出一個只會依循既有軌道來行使權力、發展經濟的日常運作機制而已。

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經過十餘年來台灣經濟的節節敗退，台灣實已元氣大傷，整個社會幾乎只有一個最主要的期待，即把經濟搞好、把自己的現實生活顧好；其餘的政治爭議，乃至於政治熱情，都顯得是多餘的了。

事實上，當一個社會越是開始走向相對平穩，或整體的社會氛圍認為目前的經濟或社會大方向是走在相對可以接受的局面時，則現任的執政者與政黨，往往就能成功連任。
兩岸穩定關係製造利勢

以此來看，當前的馬英九政府無疑地正是處於這極為有利的局面中。

首先，對台灣經濟發展最具決定性因素的兩岸關係，已在馬政府的互不否定、維持現狀與朝向一個中國架構下發展出兩岸信賴、積極互動的局勢。兩岸關係的和緩，不僅對台灣經濟而且在許多方面，包括文化與社會視野的拓展，都是有正面效益的。

兩岸的開放互動，並不必然意味的台灣就會被矮化或一面倒，而是從對岸的相似與相異處，我們往往更能體認台灣自己的優點與特色。

在歷史上，兩岸實質分離的各自發展，實已有百年之久（若從1895年割讓給日本算起）。兩岸的社會除了正式名稱上還無法稱得上是兩個獨立國家外，實質上，誰能說不是呢？更重要的是，唯有在目前兩岸關係相對穩定下，台灣自身未來的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明朗化，才有可能在可估算的未來展望下，來籌劃自己未來可能的發展命運。

其次，在現實的利益上，台灣經濟也的確在兩岸經貿一體化的趨勢下，帶來實質的發展。而這正是馬英九邁向連任之路的最有利因素。
客觀條件下造就政治英雄

既然如此，那為何近日幾次的各方民調都顯示馬英九幾乎與民進黨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如蔡英文、蘇貞昌，其能得到民意支持相差很少，幾乎平手呢？為何馬英九這幾年的施政正面成績沒有帶給他廣泛的民意支持呢？

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是：馬英九充其量之只是一個合格的技術官員，而非充分發揮創意、克服各方困難從而領導時代潮流發展的政治領袖。

這個答案只說明了馬英九主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馬英九的時代（也是我們的時代），也不可能讓他（甚至其他任何人物）成為扭轉時局的英雄人物。

原因很簡單：當資本主義經濟還處於長期繁榮發展的歷史階段中，或尚未耗盡一切的發展可能條件時，所謂英雄人物就有他相對的發揮空間。只要這政治人物能有其創意與膽識，能將各方不利條件轉化為有利因素來渡過難關，開闢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林肯總統，雖有其過人毅力與遠見領導美國社會解放非洲裔美人、重新統一美國，但當時美國正處於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歷史趨勢中，而林肯總統領導的北部區域，乃是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正是社會生產力蓄勢待發的歷史關鍵點上。

另一個例證是第二次大戰時期的小羅斯福總統，他一方面以凱恩斯消費需求的理論，來擴大公共投資，另一方面也因緣際會地藉著世界戰爭來大力破壞與全方位的重新建設帶來當時全球資本主義無窮的新商機。

這都是資本主義歷史長波中處於上升階段的客觀現實裡，只要有位傑出政治人物出現就可順勢來帶領社會突破難關而走向新局面。

換言之，歷史與經濟條件必須已客觀存在，一個傑出的政治人物才能有發揮的空間與可能。
顧全整體政經無助小民期待

相反的，當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已不斷陷入長期下坡的趨勢，不斷以更大的矛盾與危機來掩蓋、拖延短期與當下的危機時，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帶領一個社會步入新的天地中──除非這政治人物所服膺的乃是新的、更合理的社經體制。

以此來看，馬英九今日乃是在台灣資本主義內在需求下的忠實執行者。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資本主義經濟擁護者都知道台灣資本的發展，若不在兩岸經濟一體化格局下是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一旦違反這資本邏輯的客觀趨勢，例如過去李登輝的「南進政策」、「戒急用忍」等，下場就是荒謬的笑話。

但，馬英九今日服膺正常資本邏輯的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政策，能帶領台灣社會之絕地大反轉嗎？答案是：這只是局部性、階段性的繁榮，但不會是社會整體的全面效益，而是更加深台灣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群體感的失落。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所謂資本密集化的格局下，經濟成長率與就業率、勞動待遇的改善是分割的、不掛勾的。

近3年來，似乎台灣就業率有些微改善、市面景氣有所回春，但我們一般民眾的幸福指數、快樂指標、乃至於勞動條件、社會治安、種種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卻每況愈下。這就是為何馬英九的整體經濟政策雖然正確，但民意始終不高的真正原因。

（公共化協會成員）

台灣公共化協會徵求會員公告

2011-04-07T18:49:00.000+08:00

台灣公共化協會籌備會公告

中華民國100年4月8日

台公字第20110408002號

主　　旨：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100年3月1日台內社字第1000036001號函准設立，並成立籌備會，茲公開徵求會員。

公告事項：
一、本會宗旨：今日台灣市場嚴重失靈、政府束手失能的民生困苦現實裡，公共協透過公共討論而開展「議題倡導」與「抗爭實踐」，來落實台灣一般民眾對「社會基本需求」與弱勢者的「特殊多元價值」公共化要求的社會權利。
二、入會資格：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
三、籌備期間申請入會之截止日期：即日起至中華民國100年4月16日止。
四、籌備會地址、電話及聯絡人：
籌備會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55號6樓之一
籌備會電話：0922897190
聯絡人：林子暉
五、入會申請有關資料請向前項地址索取（附回郵信封）。

過勞死淺論科技業責任制

2011-04-04T03:20:00.003+08:00

■林子暉

台灣近期過勞死與超時工作的議題甚囂塵上，保全業與科技業接連爆發過勞死案例。自2010年9月底南亞徐姓工程師在家中猝死，至今年3月紅透半邊天的宏達電也爆發謝姓工程師過勞猝死，死前半年平均每月加班超過68小時。

原本光鮮亮麗的科技業灰頭土臉，勞工團體莫不強烈抨擊過勞死認定標準過高、勞檢執行疏漏，更進一步質疑勞基法84條之1的僵化，及企業對責任制的濫用，以致勞工長期超時工作層出不窮。

責任制缺失全民早知道
勞委會應民怨要求，表示須逐步展開各項法條修訂與行政措施，如取消過勞死認定的工時門檻（註1），及增修超時工作的公佈廠商條款（註2）。

若就表象而言，付出多條寶貴人命的代價，確實換來一些勞動權益的改善，但細究台灣過勞死與超時工作的結構問題，提高超時工作業主罰鍰或提高過勞死認定標準，都是甚為可悲的「事後補救」。

誠如許多勞工團體所指，過勞死根本源頭在於企業對於責任制的濫用。工業總會強烈反對工時門檻的說法是，責任制並不等同於超時工作，就算限定工時，也無濟於事，回家依然工作。

工總一席話，很殘酷點出科技業責任制的「精妙」之處。科技業責任制下的超時工作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投身此業的勞動者在選擇之前，都略有耳聞，但仍前仆後繼投入殘酷的勞動場域。這種科技業責任制的合理謬誤，是深植在整體產業文化與社會普遍認知中，其因不外乎「高薪」二字。既用高薪買下專業，必要其承擔責任，一切合理。

撇開傳奇高薪在哪?
相較於台灣早期加工出口工業或一般傳產生產線勞工，科技業被賦予充分且強烈的誘因，讓這些白領勞工樂於接受平均每日11到12小時超時工作。

依行政院主計處2010年8月數據，科技業每月平均薪資為7萬1千多元，遠高於服務業與工業從業人員4萬7千多，更遑論其中部分天之驕子，諸如鴻海、華碩與宏達電等在公司營收看漲下，年終獎金與股份折現都甚為驚人。

「電子新貴們」往往被期待在短短數年的高薪高壓工作後，即可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於是即出現種種辭職後開咖啡館或民宿的傳奇。但放眼科技業高達60萬的就業人口，即可發現傳奇為假，因為高薪從不存在。

首先，天價高薪多屬人數比例甚低的高級研發團隊，高薪機會流轉於少數挖角行動中，壟斷性關鍵技術對競爭劇烈的科技業方為首要。多數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實質薪資多半徘徊在4萬多，至於高額獎金與配股，在股東分享利潤之後才能論及。

其二，縱使薪資略高於苦哈哈的服務業等，在台灣高度彈性化的代工產業鏈，大部分的技術人員絕非可以論件計酬的契約承包制，而是固定薪資配上突然而來的大量工作。並且在台灣代工低利潤產業結構中，賴以維繫生命既不是品牌，也不是冒險犯難的精神，而是這些日夜運轉的構思設計更便宜消費電子的工程師大軍。在此情形下，大量可日夜交替從事高反覆性設計工作的從業人口是為必須，也因此，何來個個坐擁高薪的迷夢？這隨著台灣科技業產業鏈日漸龐大愈趨明顯。

經濟民主利潤重分配
高薪謬誤下更令人驚恐的是，在假承包制下，科技業人員高度原子化，工會組織率零，無團體協商力量，超時工作等惡劣勞動條件，就變成只是個人抗壓性的問題。

以上所反映的問題，癥結在於利潤的分配，若勞動者無法透過經濟民主制重新分配利潤，任人宰割，自然也無法抗拒資本所有者指派的「責任制」工作量，只能以高薪的幻夢支持自我消耗，如此超時工作為必然的結果，過勞死即為機率問題。

不僅科技業，若台灣整體產業結構不能破除利潤以私人資本（含股東）的分配機制，責任制就必須順理成章的加諸於彈性生產鏈上的每位勞動者，而夢魘就隨著勞檢的鬆懈會再度浮現，勞動者再被視為飛蛾撲火的愚昧。

至於經濟民主制如何落實集體共享，又競爭劇烈同時緊密結合的台灣科技業如何讓勞動者參與決策，這即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須另文討論。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原過勞死認定門檻，短期工作過重為死前連續24小時工作或死前一周每天工作16小時。

註2：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於2011年3月24日立法院報告表示規劃公佈勞檢結果違反規定之廠商名單，督促其落實勞基法。

漫談我的左翼心路歷程

2011-04-04T03:16:00.003+08:00

■潘欣榮

傳統市場旁、即將都更的老房子，住久了，雖然便宜卻渾身不對勁，本想忍忍，但實在是暗黑巷弄，工作晚歸的我索性耐著性子陸續看了超過20間房子，終於在價格高與隔間詭異中間，找到一間總算滿意的。

在打包搬家的過程中，一邊看著搬家公司來的日子逼近，擔心無法打包完整。另一邊在翻閱自己整牆的舊資料時，又不自覺的掉入到手中資料的時空中。

丟與不丟的拉扯
因生命的轉換，許多過去捨不得丟棄、有紀念性，從國外帶回來的左翼報刊，因為實在裝箱帶不走而拋棄。至於其旁的本地運動文件、會議紀錄，它們整齊的以A4紙印出、排列在架上。過去的我，以一種博物館式的心態，將過去貢在玻璃櫥窗裡。現在的我再次將他們拾起、翻閱，其中的故事就像是電影般閃現自己過去臉上與心底的淚水，尤其是些嘶啞、憤怒的辯論，過去總覺得這些是「歷史證據」，要留給未來有興趣的史家參考。

但今日再次看到他們，卻覺得自己唯一珍惜的，是當時自己所認同的真理，至今日依舊站立得住，而不會有「今是昨非」之感慨。倒是覺得自己過去表述方法的不成熟，但笑笑之餘，想到這時代還有「電子檔」這東西，就只好把寫滿筆記、厚重的文件交給回收車。

當過去無法割捨的會議紀錄，已能被我割捨，反倒是兩樣東西，是我不丟棄的。

其一個是每次運動會議過程的筆記本。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會議的筆記本就像是我的日記，記錄著獨輪車推過得軌跡，裡頭最大的感觸，是舊的筆記本中，充滿著各式「反對」。

像是2000年廢核的前後，我們從反對核四、反對陳水扁假廢核、反對陳水扁假裝反核四的反對遊行。除此之外，還有反對樂生、反對台鐵私有化……許許多多的「反對」從筆記本躍出。但這些反對卻無法回答這塊土地上多數人：「如果沒有這些必要之惡，如何餵養我們的生存所需？」

於是，筆記本中的影像又往下走，開始從被動的「破」轉向積極的「立」，尤其是當紀錄下「東部發展條例的公民版」之後，開始可以回應「基層民眾的生存所需」而看到一線曙光。

夥伴，你在哪兒?
另一個捨不得拋棄的，是大一迄今的各種營隊手冊。尤其當我翻閱通訊錄時，我心中會迴響起他們的身影、言談。當我躺在床上時，總是問自己：究竟這些夥伴現在人在何方？他們現在過得好嗎？如果他們現在與我一同辦花東的訪調工作隊，那我們會是什麼模樣？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曾與我一樣，對著資本主義以外的選擇充滿著嚮往，但後來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離開？而且，是大量、一批批的離開，

我問自己：為何這些夥伴們會這樣離開？又，我自己留下的理由是什麼？

難道，李敖所說的「三十歲前不搞左派是無心，三十歲後還搞左派則是無腦」真是如此？難道，主流社會中對「年齡」的限制、框架，真的在物理身體的被困前，心理身體已優先受困？

雖然，每個夥伴離開的理由不一，但還記得，大多是人生規劃不同、運動裡的人讓他灰心等關於人的理由。但似乎，在運動中人的關係會被無限制的放大，可能是在人以外的「客觀結構」上，我們鮮少有能施力的空間，以致於我們僅能將目光放在自己的肚臍眼上，而無力去看身旁周遭的變化。換句話說，當我們過去研讀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的生存問題，兩著有著太大的鴻溝時，夥伴的離開，似乎是必然註定的結果。

回頭，問問我自己：難道我沒這些自我懷疑嗎？當然有的，眼前的我也正徘徊在職場壓力、社會運動與家庭之間，不斷在這三者的先後排序間掙扎著。我也正經歷著過去我的學長姊、前輩們所經歷的相同時刻。自己這段內心的糾葛、矛盾是過去所未曾經歷的。

最大的矛盾是：明明自認為我們的運動已經從破走向立，夥伴的加入、參與已證明運動是蒸蒸日上。但另方面，這些跡象卻無法肯定我自己，或者說，若我將運動上的成功，與在職場、成家的壓力放在天枰的兩端時，幾乎是極端的向後者傾斜。因為我期待自己能餬口、養家，但我從與他人在職場的比較中，為著自己的不足處焦慮萬分。

面對現實釐清志向
因著「比較」，我發現自己的成就，似乎不如同年齡的同事、同學，而且那份差距似乎好遠、好遠，遠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趕上，無論自己眉頭皺得再緊、精神再緊繃，也難以像他們一樣。

但這樣實在對我無益，我甚至想著：不久的將來，是否我得放棄運動，才能勉強維繫住飯碗與家庭？

當搬家的身體壓力，並同生涯抉擇的心裡壓力，併箭齊發而使我幾乎放棄運動的時刻，最親近的夥伴直率的對我說：「與其等到參與運動僅剩風中殘燭的硬撐，不如現在走。若現在不走，就別向他人比較，而是轉變心態，向他人『學習』，因為五隻手指生來長短不同，而比較只會讓短指陷入前述的各類痛苦中，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甚至舉步維艱。相對的，學習，卻是因為我已『承認』自己的不足，而願意與不足共處，並透過以它人為師，來讓自己從零開始成長。就像是雖將自己水杯中的水倒光後，因真誠的面對自己的不足，而不會看到自己的空，甚至會渴慕新水的再次灌注。」

我自忖：如果能再次釐清自己的人生志向、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每日期盼自己從他人身上學到一個新事、新技能。同時回頭珍惜、寶貝自己有而他人無的特質。亦即，無論是自己有的、或不足的，他們都是我的一部分，我應該同時包容他們，但又在立志的目標下，思考如何讓不足的逐步改變。

因著立志，我才會每日與自己鬥爭，無論現實多麼的奸險，總是願意積極的去思考：怎麼突破現況。或許，最後現況仍無法突破，但在努力自我鬥爭的過程中，我已心安理得，且不會有餘暇陷於徬徨，這是最重要的。且再鬥爭的過程中，我的客觀能力已經進展了。

雖然童年對「立志」這兩個字嗤之以鼻，但此刻才知他可能是我在患難時的救生環，現在的自己，最大的困惑已不是焦慮我們找不到運動得出路，而是焦慮著已看到曙光的出路，如何將過去的老夥伴找回來，甚至更進一步的找到新夥伴？

原來，生命的答案不外求，已被造物主植入在自己的生命當中。只是趁著搬家的機會，而有被翻出、重新擦拭的機會。

（下期續，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全民監督小心假的12年國教！

2011-04-04T03:11:00.000+08:00

■任懷鳴

12年國教終於在馬總統「建國一百年元旦文告」聲中拍板定案！1月底，教育部長吳清基宣布：今年8月1日起，年所得114萬以下家庭子女就讀高職，不論公私立一律免學費，而103年則將全面擴及高中。

3月7日，吳部長在回答立委陳淑慧質詢時又指出，12年國教在103年全面推動時，國中基測將考慮廢除；但有3成的「特色高中職」，則由縣市或學校自辦學科或術科考試的方式招生；至於其他7成循免試入學管道升高中職的國中畢業生，則可能改採用心測中心研發、用來取代國中段考及小考的「簡易型學習評量」，但「也可能」全部抽籤決定入學。

我們並不想唱衰這個早該實施的政策，但我們必須提醒全國民眾：「公私立學費拉平」（或「免學費」）只是12年國教能否達成政策目標的3個關鍵要項之一，另外兩個關鍵要項則是「免試」與「均質」。

所謂「免試」，並非如教育部講的「廢除國中基測」，而是「不再用考試成績作為入學依據」；因此，重點不在廢不廢基測，而在於國中畢業生入學高中職時「不採計考試成績」，不管這個「考試」是「基測」還是「學校段考」。

第三個關鍵要項「均質」，則是指各地高中職就學機會平均，以及高中職在「公私立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品質上儘量齊一水準。

換句話說，如果3年後（103年），12年國教就只做到「高中職全面免學費」，基測雖然廢除卻採計在校成績，「高中職均質化」仍然原地踏步（註1）；那麼，這個12年國教就是「半調子12年國教」，是「假的12年國教」！

剛出刊的《遠見雜誌》3月號公布了一項「12年國教大調查」，結果顯示：因應未來12年國教，打算選擇以現有「基測成績登記分發」的家長仍高達38.2％，排名第一；選擇「申請學區內高中」就近就讀的有33.3％，排名第二；而選擇依據「國中在校成績」選填志願的只有23.4％！這個現象說明了：真的願意配合12年國教、放心讓自己的孩子讀學區高中的家長，只有3成多一點！

交叉分析的結果也發現：都會區家長選擇「申請學區內高中」的比率較高，達37％，比選擇「基測登記分發」多出2.6％；而非都會區家長則比較支持「基測登記分發」（41.4％），比選擇「學區內就讀」高出11.1％。原因很簡單：都會區的高中職資源（不論數量和品質）都比非都會區好，家長當然就比較願意接受「學區內高中」。

這個調查結果，證實了我們老早就知道的情勢：僅管目前全國高中職的就學機會率早就超過百分之百，僅管研究發現「基測成績相同的學生，如果選擇留在離家近的社區高中就讀，3年後考大學的成績平均比遠赴都會區念明星高中的成績高」（註2）；但大部分家長仍對孩子未來的升學充滿焦慮，對現有的高中職就學資源仍充滿疑慮。換句話說，在台灣，大部分家長牽腸掛肚的就是「如何讓孩子念個好高中，將來才有機會念個好大學」，至於什麼是好高中、好大學，大家是心知肚明的。而這就是學生升學壓力的基本來源！

12年國教（真正的12年國教）要解決的，正是如何化解家長心頭這個難解的憂慮。首先，得讓家長不用擔心讀私立學校的學費太貴，因為政府會給你補助；第二，讓家長不用擔心學區內沒有像樣的高中，因為政府會著手提昇它的軟硬體；最後，要讓家長不用再一心想著爭奪所謂的「明星高中」，方法是讓「可以挑學生的明星高中」比例降低。低到什麼程度呢？要低到「非明星高中可以收到夠多的好學生」！那麼，夠多是多少？我認為至少應該是「明星高中」的一倍！

換另一種說法就是：國中畢業生成績高的前30％（註3），「明星高中」（或所謂的「特色高中」）最多只可以（用考試）挑走其中的3分之1。如此一來，「非明星高中」將有足夠的「好學生」；未來升大學時，這些「非明星高中」的升學率便會明顯提昇。從此以後，大部分家長才會對這些「非明星高中」有足夠的信心。

如今，馬總統和吳部長竟然都主張有3成的「特色高中職」可以繼續透過考試來招生；到時候，「明星高中」將挑走絕大多數成績好的國中生，並將繼續拿走多數人民想要的大學入學機會；「非明星高中」對大多數人民而言，將繼續是一種沒有誘因的選項。於是，一切不但沒有改變，還會比今天更遭；「明星高中」挑選學生的特權，從此成為12年國教制度的一部分而固著下來，未來要改將更加困難！

我們當然不反對菁英教育，但國中畢竟是國民教育，為了3成的學術菁英，而放棄其他7成國民，這是為政者的不智，更是失職！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任，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2007年，教育部計劃5年間在全國471所高中職內，提升2百所為優質學校；當時，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吳武雄就憂心表示：「2百所優質高中，再加上36所菁英高中，也不過236所，還有另外235所呢？」2008年政黨輪替，馬政府的教育部便將前朝的12年國教相關計畫凍結，並未進一步補強。這表示，3年後12年國教全面啟動，將有2分之1以上的學生沒有優質學校就讀。

註2：2007年11月20日，教育部公布一份由宜蘭高中校長吳清鏞主持的「就近與跨區入學高中學生學測成績分析比較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把92及93年參加國中基測，成績在前10％（PR值90以上）6萬3千多人，分為就近入學及跨考區就讀兩組，再比較其3年後考大學的學測成績。結果發現，基測成績同分的學生，如選擇留在本地登記分發區，考大學學測的平均成績比跨分發區的學生好；若以縣市區分，留在本縣市的學生，學測成績也比跨縣市就讀的學生好；就讀完全中學的學生，直升本校高中部與就讀他校兩組的學測成績相較，也以直升本校的學生表現較優。

註3：98學年度台灣4年制的大學本科生101萬人，其中私立約74萬人；專科生共10.9萬人，其中私立約9.7萬人；合計全國大專生共112萬人，其中私立83.5萬人，佔全體大專生的75％。換句話說，在台灣，10個大專生中，只有不到3個就讀學費較便宜、教學資源與品質相對較優良的公立學校。而這3成考上公立大專院校的高中生，就會成為該高中職學校用來標榜自己的「升學率」。進一步分析，這3成學術表現較好的高中生，大多就是國中時代成績較佳者。換句話說，高中職的「有效升學率」（社會認可的升學率），就是來自這3成學業成績較好的國中生。

由民生物價飆漲，看國營事業的社會功能

2011-03-03T16:13:00.002+08:00

轉載自立報社論（2011年3月1日）

近月以來，台灣民生用品物價幾乎開始全面性調漲，雖還不到飆漲的程度，但至少反映了了三方面值得我們警覺的重大訊息。

首先，這次上漲幅度較大的物品乃是民眾平日生活食物需求的基本原料，如砂糖、食用油、與麵粉。這些食物原料一上漲，則其連鎖效應就是直接帶動一般食物商品，如麵條、泡麵、麵包，乃至於糕餅類食物等上漲。由於我們對日常食物的生理需求有其固定不變的基本量額（否則就難以存活），其需求彈性很低，所以一般價漲量縮的市場機制無法調節這些基本需求的商品價格，或壓制、轉化其所帶動其他商品上漲的效應。

其次，這民生物價上漲（尤其是集中在平日食用物資），影響最大的乃是收入處於中下階層的民眾。在台灣現代社會裡，糧食消費已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民眾生活支出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低。但這比例高低的幅度卻取決於不同的收入狀況：收入越高的家庭，食物支出的比例往往是較低的，大部分支出比例是花費在文化休閒上，但收入在全台平均五等分家庭中較低的兩等分（貧困與次貧困），則食物或基本生活需求的支出（如房租、交通費）所佔的比例就越大。

所以，這次基本民生物品價格的全面上漲，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眾多的弱勢家庭。這對於歷經長年薪資未調漲、工作不好找的民眾來說，這波尚未見頂的物價飛騰，無異於雪上加霜，日子怎麼過下去？

其三，這波民生物價上漲的基本原因，恐不在於一般所謂貨幣供給過多的通貨膨脹因素，而在於實質面的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大幅崛起後的因素所造成。過去十餘年來全球民生消費品價格之所以會長期穩定維持於低檔，主因是作為世界工廠的大陸勞工工資被長期刻意壓低、人民幣被長期低估、中國大陸民眾民生消費力不強等等。但如今，上述這些有利於物價低廉因素已不再存在，在十餘億勞動力的需求與價格大幅上升後，全球民生商品價格豈能不上漲？

總結來說，這波民生物價上漲將會是長期現象，而且後續力道、嚴重效應恐怕絕非能小覷。

前文已指出，這波民生物價上漲乃是客觀市場因素下所造成，因此一旦市場失靈無法調節物價大幅上升的趨勢時，政府理應有能來介入市場，以公權力與公共資源來補市場不足，以解決嚴重社經問題。

目前馬政府似乎只能以道德勸說、公開呼籲廠商暫勿調整售價等等。但除此之外，由於台糖公司目前還是國營事業，所以能被馬政府以政策性地決定不調漲糖價，從而稍稍延緩民生物價的全面上騰。與此相類似的，如台灣菸酒公司的料理米酒近半年來價格能政策性地維持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民生食品價格水平的穩定度。但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台糖與台灣菸酒公司都是當年將68家國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中，目前僅餘的8家尚未民營化中的兩家國營事業。

這些雖都是小小的一步，但卻反映了政府掌控物價飆漲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台灣社會的基本需求，如糧食、教育、醫療到大眾交通，是不能放任地完全交由私人資本企業來經營，因為一旦這些社會基本需求與私人資本利潤有衝突時，被犧牲的就是重大的公共利益、社會基本需求了。

如果這些攸關民眾基本需求的事物供應，乃是屬於社會共有而以國營事業的形式來運作，那麼，只要我們國家體制已是在民主監督下，有其民主政治來確保不會淪於政黨操控，這國營事業的客觀功能就是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經濟活動。一旦市場失靈時，這些國營事業就會成為不可或缺的平穩物價、調節民生需求的機構。

以此來看，或許這次物價上漲而政府無力的局面，應是讓我們重新檢討過去十餘年來將國營事業全面民營化的既定政策（以及與其呼應的促參法等）是否還有其必要？

2011幸福花東寒假訪調影像培力營

2011-02-01T11:20:00.004+08:00

2008年4月一群長期關心花蓮的青年大規模集結在環保署前，
籲請審慎蘇花高環評…
2010年1月反對飯店獨佔七星潭的民眾身著紅衣手牽手圍成愛心，
表達反對土地財團化的決心…
同年11月，花蓮地方首長率近萬花蓮縣民北上陳情，要求立即興建蘇花改，一場花蓮縣民與環團的戰爭再次開打，在地情感再次撕裂…

此時此刻劇烈影響東部地區的【東部發展條例】即將於立法院進行三讀…

以上，是發生在花東地區的幾場的人生劇場，
而你我不過是偶爾參與其中的一角…
也許扮演的是高舉綠色火把的正派女主角、
高喊優質觀光、走向國際的反派男主角，
抑或是偶爾從百里之外的首善之都軋戲的跑龍套…

這次，由你來決定自己的角色 !

２０１１年幸福花東影像訪調培力營
與你一起粉˙墨˙豋˙場

＊活動資訊

一、活動目標：
2011 幸福花東寒假訪調影像培力營為培訓關心花東議題以及可一同施展公民力量青年的第一步計畫，以正準備進入立法院議案的【東部發展條例】為切入點，探討新社會型態想像—合作性經濟的實踐可能，透過實地訪調與課程介紹了解花東概況，產生問題意識後進而有所行動，回饋於當地。

本次訪調培力營的中心三元素為：北東校園培力、實行影像計畫與土地感受。

主要培力對象為台大與花東地區的大專青年，以利日後建立台北－花蓮間議題網絡平台，有系統地組織兩地青年力量為花東地區貢獻。
˙採【公民記者】為影像培訓主軸，培訓學員以影像及撰寫採訪稿紀錄在地故事，突破慣用模式來分析議題，述說在後山值得被分享的美好。
˙簡介西部議題及相關土地條例，透過小組討論更進一步且全面性地了解臺灣環境概況，以開放性的思考與論辯拼湊整合出屬於每個人心中的幸福臺灣樣貌。

二、活動日期：2010年2月11日至2月13日

三、活動地點：花蓮市郊區、秀林、吉安、鳳林、光復等鄉。

四、招募對象：
1.對花東環境議題有興趣者
2.對影像紀錄與視覺分析有興趣者
3.或者…正在探索土地之於自己意義的你

五、活動費用：八百元整（含食宿、保險費用）
※交通費用（個人出發地至花蓮火車站）需自行負擔，若有剩餘經費將部分補助！

五、課程概要
２月１１日（五）－２月１２日（六）

＊花蓮圖像描繪—我們為何而戰？
經驗→各事件簡介(七星潭BOT案、蘇花高替改、東發條例、土地徵收)錯綜複雜的議題，背後有無關聯性？

＊東發發了誰？—全台灣都在悄悄發生的事
經驗→介紹東發條例與其涵義＋西部議題（7+2條土地法規）討論
概念→財團的戰略進攻、資本主義如何運作？

＊新經濟想像—合作性經濟的可能性
經驗→透過2010年幸福花東訪調工作隊的成果以及近年在花東所發生的各類事件勾勒對於環境而言的嶄新想像

＊走進花東國度之前—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介紹訪調方法，及透過角色扮演的模擬演練了解在訪調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困難；透過訪調問卷的分析，事前做好萬全準備，進入你從沒看過的花˙蓮

＊影像理論—在肉眼看見的之外
利用視覺分析的方法，重新觀察與檢驗生活周圈的各種事物。嘗試討論出超越我們所看見的【意外世界】

＊說故事的人—成為公民記者的第一步
遠在後山的花東國也有許多大小議題與人物故事值得保存與報導，邀請你一起成為具人道關懷的公民記者，述說台灣最美麗的故事！

＊土地之於你—被召喚的人

【自然會召喚能夠保護她的人】無論你是因關心自然生態環境或是社會經濟等結構問題而與我們同在這裡，皆是被自然所召喚的人。而我們現在在這裡，又在環境運動脈絡下的何處呢？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一起訪調去！

＊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請至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表 ↓
                       http://registrano.com/events/1f1da4
二、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2/7星期一2400
                              確保活動品質，限十五人，額滿為止。
三、行前資料：填寫完畢報名表後三日內，我們將寄【錄取通知】給您！
四、活動聯絡人：黃毓柔　0988-101-857 0985-857-412　maomaoyeh@hotmail.com
                          黃小丸　0935-571-162　　　　　　　nasakeeper@hotmail.com
五、主辦單位：台大實踐筆記社、幸福花東促進會

           +對於活動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聯絡我們！+

無關楊署長

2011-01-28T10:24:00.002+08:00

■林子暉

爭議近10年後，二代健保終於在2011年1月初塵埃落定，預計於民國101年正式上路。最終定案為改採個人總所得計費，除經常性薪資費率從5.17％調降至4.91％，同時加入所謂的補充健保費，包括利息、股利、股息、獎金與業務所得，費率為2％。原本鬧得滿城風雨的家戶總所得，在各方大肆撻伐下，兵敗如山倒。全民健保的創舉似乎在政府舉債超過4.2兆的風雨飄搖之際得以延續，債台高築的夢魘與保費全面上漲的民怨暫得緩解，但全民健保到底是什麼？根本病徵為何？沒人回答，也無人敢於回答。

政治大戲背後

在二代健保順利闖關後，衛生署長楊志良隨即向行政院長吳敦義請辭，一時之間，楊志良漂亮下台身影與政治人格佔據此項重大公共議題的舞台。但細究其背後，楊志良不成比例的成為焦點，來自於整個政治過程中根本上畏懼觸及的根本問題，輕易將整個結構性的壓力轉化為個人的劇碼。

爭議10年的健保改革所要面對的不外乎健保虧損，更進一步在此前提下面臨健保費率的公平性。楊所留下的很顯然並不是一個逐步改革的全民健保，而是一個進退不得的財務黑洞！

從健保虧空逐年擴大，至今已達6百多億台幣，預計民國101年實施的新制在廣大民意之下調降普遍費率，卻僅僅在補充健保費拓展杯水車薪的208億，雖未來將劃歸健康捐作為財源，相較中央不段上修的舉債額度不難看出「處境悽涼」。而此問題絕非可歸結於一人的政治手腕或操守，既非一政務官所能撼動，也更非一人之功業。

龐大的債務與逐漸崩潰的公平性隱藏在政治大戲背後，爭議10多年，政治機制仍依著維護暨有制度的本性，讓希望喘口氣的受薪階級成了幫兇，讓貧窮線下的82.5萬人成了幫兇。

共犯結構為何

二代健保爭議之初，許多民間倡議者如醫改會等皆指明健保費率背後更大的問題在於醫療資源的濫用。細究藥價黑洞與醫院弊端都有共通且身影龐大的動機：私人利潤依中華民國醫療法明文，醫療財團法人為非營利組織以慈善為目的，不可分配盈餘，如台灣規模前幾名的長庚、敏盛、國泰與新光等皆為如此。

以此觀之，免徵捐贈稅的小小誘因似乎讓資本家「樂於行善」，但細究其營運實然狀況又讓人困惑。長庚、敏盛等大型醫療集團幾乎都持有母集團或相關生技產業公司的相當股份，如長庚醫院名列台塑集團前五大股東。何以實現醫療普遍化的非營利組織，最後到成為資本家調動資本的大帳房？以非營利組織租稅優惠而言，先不論相關金額毫末的項目，諸如：設備進口免關稅、免地價稅等，更令人驚恐的是所得稅法，僅模糊的訂定徵收勞務與銷售貨物所得，讓資本家樂得透過醫院、學校與安養中心等可享優惠的「公益事業」交叉投資，既可避稅又大賺資本利得，更遑論其背後只增不減的醫療需求（註），以長庚醫院年營收3百多億便可見其端倪。

而在此驚人利潤驅使下，各大財團趨之若鶩，在企業式經營下，利潤為首要考量，健保龐大費用何不成待宰羔羊，只要「合法」，藥價規定或藥物管理等必為螳臂擋車之法，更甚醫護人員專業及道德早在剝削與利潤至上的管理機制前一同被輾壓殆盡。而國家機能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下大潮下萎縮，倒更進一步把原本被偷的醫療資源進一步送給更多垂涎三尺的私人資本，而相關公立醫療機構早就被席捲於民營化與自負盈虧壓力下的走起高價與高業績醫療服務路線。於此龐大共犯結構籠罩下，健保又須以寬鬆的給付額度與較低費率來應付民意，早已註定被分食殆盡。

何以破之

2010年2月25日衛生署默默的將醫療法修正案送交立法院，醫療機構有限股份公司化堂堂入室，資本家們又可摩拳擦掌。在健保蹣跚、私人資本大倡其利的窘境下，難保不再上演政治人物們推推拉拉既畏民意又向資本而去的戲碼。

不禁讓人要問，台灣引以為傲的全民健保與其醫療體制的建立原初目地何嘗不是醫療普及與公平，何以重建？其關鍵不外乎跳脫既有模式：「公共化」，雖言極簡看似妄談，但可行之方案確實有所參照；英國NHS行之有年，甚至在佘契爾夫人新自由主義政權下仍屹立不搖。因其絕非單單社會醫療保險，更進一步透過公共資源與社會承擔不計成本的投入提供普遍民眾醫療服務與醫療技術研發，其所能發揮的公平性甚至醫療進步的全面性都遠非極具利潤選擇性的私人資本可所比擬，更確實的將私人資本的貪婪前維護醫療的基本需求。

固然NHS仍有醫療效率不佳等次要弊病，但在台灣絕非無法依其本意開創新的模式；若能搭配稅制改革，透過高資本所得（例：二代健保未能列入費基）高獲利醫療機構直接徵用所得稅等方式，以此直接應用在公共醫療福利資本的建立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醫療服務，於此同時建構真正的公共醫療機構。但公共醫療體制絕非既有公有醫院，而是進一步透過醫謢人員工會、醫改NGO與社區代表結合的公民審議機制來審議醫院財務、績效評斷機制與成果，並同時公開資訊做為另一種市場機制，於此同時醫護人員也不再受私人資本管理剝削，更可透過其工會審議合理薪資分布等，讓刻苦努力的醫學院學生不再擠破頭渴望少數金權環繞的白袍。

雖醫療公共化仍看似將龐大的醫療資源攬回危在旦夕的國家預算，但確是阻止深不見底私人醫療資本黑洞吞噬每分每毫的公共醫療資源，於此絕非空想，而是讓醫療真正脫離資本家與其政治共犯，回歸社會基本需求公共化建構的根本之道。

（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台灣醫療開銷佔全年GDP支出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為6.6％，2010年增為6.7％高於香港與南韓，每人每年1,074美元。

公民不敵公敵之敵？

2011-01-28T10:23:00.000+08:00

■李佳徽

一則可在克里姆林宮批評白宮的「民主自由」的老笑話，衍生了一種通俗見解。此即擁有霸凌領導人之權，又依托於有序運行之政府、法律的台灣社會，不僅已是個民主社會，且正大步邁向公民社會。在信仰選舉的台灣民主的定義中，選民既是民主的要件，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這意味著，選舉愈多愈見民主，民主愈久愈見公民。

形勢未必很好

然而，只要不意跟蹤若干線索，就足使許多自認「公民」、感覺「社會」者產生自我懷疑或遭到懷疑。因為事實似在說明，倘若不是人群不是公民，就是公民不敵不是公民。公民社會也者，終須不免同「和諧社會」稱兄道弟──加上一個「構建」的冠名。

除具備選民資格外，在常見的狹義上，公民泛指擁有、且積極運用完整公民權（尤其是政治權利）的自然人。這包括了參與國家管理權、政治參與的知情權等。上述愈次的項目，愈能考察公民的能動性。是故論者以為，自覺關心社會公益、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就是理想的公民。捨去間歇定期的選舉，輿論場域，尤以其中參與熱烈、咸具代表性者，也就無疑為一觀察公民「自覺」、「積極」能動性的好例。

2010年11月，一向不關心體育運動的台灣島民，突然為了一起遠在廣州的判決爭議，紛紛化身積極參政的公民。所以「為政」，無非反映人群以政治運動（movement）解決運動（sport）問題，映射自己「不能不公平」的不平心理。儘管傳說中的肇事人裡沒有一個韓國籍，但凡出身高麗皆無不遭到指為「公敵」。就這樣，在副領導人要求原住民「移民中南美」、越南新娘的謀殺犯成為「銀幕英雄」、為人師者出言「野蠻人，滾回印尼去」的幾年與幾個月之後，復又有人遭到台灣的霸凌……或稱「民主自由」的「外交禮遇」？鑑於這起公民行動的動機極具想像力，台灣公民也難免「公敵」（註1），在台灣民主的異想世界裡。

台灣愈慘愈好

排山倒海的網路熱議，不乏宣稱韓人為「狗」，掀起人群的擁踅歡迎。復有列表開出女性韓星，附帶明示施加暴力的詞句，引起亟欲「打狗」的群情。無數充滿激昂情緒的認真表情，無非表意，渠為表態，絕非失態，應當認真對待。是故，當我們循線追查公民到底，究其實態──原來凜然正義的公民是群坦然自白的性變態而已。變態按理應被隔離，難以公民，是故所幸，儘管性變態極具能動性，也不過是他們自己設計的「公敵之敵」。

在這之中，一名公敵之敵向台北韓國學校扔蛋之後，北朝鮮復又向韓國投彈。儘管有報紙漫畫暗示平壤的殺人屬於復仇的義舉（註2），但公敵之敵與他們的領導人卻先後分別進行譴責，因為一如「反韓」的事端，其實事關群己的妒意。儘管公敵之敵一擁而上，對台灣形象（假如還有）造成傷害之餘，全無建設性，只有悲情的餘韻。但最慘的其實在於，台灣以為自己很慘之際，扔蛋、投彈使得韓國更慘，台灣再也無望慘過韓國。不能更慘，悲情頓失所依，才是慘絕人寰的真正實情──台灣愈慘愈好，就是公敵之敵此間揭示的心願隱情。

做為公民，良善健康，應是基本要項。是故無時不刻渴望有人對不起自己，渴望獲得道歉的悲情，雖說普遍，但絕非公民應有之意。儘管彼者可能冒犯了選手與運動家精神，但卻從未冒犯你。而今人群忙不迭進入「受冒犯」的情境，爭搶「受害者」標籤展示自己──如此行為，無非意味「偉大的台灣人民」藉以「爭取尊嚴」的起點，名為「不要臉」。而公敵之敵面對公敵，也就當然不敵。蓋以霸凌逼使他者就範的台灣民情，一如台灣愈慘愈好一樣詭異──野蠻噁心，誰欲搭理？

如是情境，重演無限，遠者如台北縣的「拆樂生」叫囂，近者如花蓮縣的「黑道超克國道」。不知凡幾的惡例，也不禁使人懷疑──是否還有倖存公民？公民不敵公敵之敵？

公民怎樣才好

根據群體心理學（Group Psychology）的見解，共和主義民主強調的「人民意志可發現公意」確有其商榷餘地。因為許多時候，名為選民的公民若非軟弱無比，就是沒有公共理性，復又宥於外部力量或自發情緒。是故以選舉奠基的民主，以投票確認的公民，不時顯得理盲濫情，堪稱符合邏輯。依此出現的「公民社會」，實質或將不出前揭所提──公民匿跡，橫行的是公敵之敵。

何為公民（社會）與否的判準依據？參酌哈伯瑪斯的思緒，政治應是以話語做為中介的，有關觀點、思想、價值的一種交換／交流形式。又政治權利做為積極權利，仰賴公民個體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落實形成公共意志。立基於溝通與公意的兼具，人群復以立法賦予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易言之，公民之所以，範定於溝通、公意以及法律。

如是，艷稱的「民主自由」不是溝通，沒有公意，又時常藐視法律。儘管它那自稱公民的行為體──公敵之敵，也行使一種積極權利，填充政治中介的執行。但這種使社會暴戾，使公民不敵的霸凌，循非哈伯瑪斯描述的義理：

這種從政治參與權和政治交往權體現出來的結構，經過由權利構成的立法過程而滲透到了一切法律當中。即便私法在允許私人自由追求自身目的的同時，也有義務對所有人都認可的策略行為加以限制。（註3）

設若溝通商議與交往，在民主（政治）的形成過程具主導性，則交往的法制化、建制化，也就必須實行。蓋如是霸凌不僅不能成為結果，也不可現身過程之中。一種有利公民的良好政治的成敗良窳，關鍵也在這裡。除取決於相應交往程序和交往預設的建制化外，也當兼及建制化商議過程，以及非正式形成的（不是獵女巫式的）公共輿論作用。

其後，在所有公民都有機會通過民主的方式，參與立法，參與法律制定的前提下，復可藉由成文法的通過頒行，對抽象性規則作規範的旁及。藉此，經由法律的形式，交往形式、商議過程得以建制化，加以公民於此積極參與，則民主政治將泰半產出合理、公正的結果。公民社會但見碩果，盈滿的公民也將不再憂心，因公敵之敵已然依法匿跡。文末，初步整理商議過程的進境：

其一，藉由論辯的形式，商議過程得以發生，參與者是提議的一方，以及針對提議方進行批判檢驗的另一方。經由有序交換，做為彼此訊息與理述的處理手段，雙方的論辯得而進行。

其二，商議當然要是包容且公共的。秉持不排除任何公民的原則，邀請任何可能被決策所影響的人，擁有同等的機會，加入討論。

其三，商議的進行，應排除無關的外在強制力，僅對參與者的論辯規則做出約束，確保商議的常軌進行，確定過程不會衍化暴力。

其四，在受到傾聽、引入議題、做出貢獻、提出建議等等方面，來自各方的商議參與者，皆應具有平等之機。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曾經－韓國混血兒的心境」，《抹茶糰子的京都日常》（http://machadango.pixnet.net/blog/post/21834831）。

註2：參見2010年11月24日《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或見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nov/24/today-o10.htm。

註3：哈貝馬斯，《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83。

公民版東發條例的必要性

2011-01-26T10:13:00.004+08:00

■姚欣進

近日，立法院這一會期即將結束之際，部份立委突然發動急速審議國、民兩黨版的花東地區之東發條例草案。此提議，立即引起長期關切花東地區環保與民眾福祉的各方進步團體的強烈抗議。後來雖未進行審議，但即使這一會期不審議此條例，下一會期恐怕也會被列為優先審議的法案，而且極有可能會通過主流勢力所規劃的東發條例草案藍圖。

主流版的東發條例絕非是孤立事件，而是代表著台灣資本主義整體發展取向的重要轉折：台灣市場經濟的既得利益者必須立即、全方位地來掌控各方資源（從土地到人力），然後來全方位地、急速轉型發展壟斷式的經濟。

從去年開始，立法院就陸續通過巧取豪奪土地資源的法案，針對工業資本土地需求的「產業創新條例」(99年5月12日施行)、針對農業、休閒產業、房地產資本之土地需求的「農村再生條例」（99年8月4日施行）、針對文創產業資本之空間需求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修正案」（下會期審議），還有博奕業者之營利需求的離島建設條例（下會期審議）等等，都是如此。主流勢力對於資本利潤擴大是如此的飢渴、急迫，其快、狠、準地攫取台灣各方土地資源已到了令人心寒的地步。

我們不能不感慨的指出，在這資本利潤的現實宰制下，目前進步力量的任何非主流的訴求，尤其是要抵擋土地財團化的訴求，在現實裡幾乎是不可能擋住主流版，因為這些進步訴求恰恰是要從主流勢力即將到口的肥肉奪去，主流勢力怎會同意？

因此，以當下的因應策略來看，我們都應有務實認識：若進步力量要提出連署書表達共同的訴求，其重點不在於是否能擋下這主流版、扭轉這程序不正義，而是借力使力、迂迴來發展當地公民群眾未來更深層的自我培力。即，透過提出我們的消極阻擋與正面、整體主張（如公民版的東發條例），來讓輿論、進步公民群眾開始知道，花東地區還有另一條選擇的道路、還有一條有待我們全體公民們來參與討論、共同創造的新天地。

這目標當然不是短期可實現，但這絕非我們不重視這次短期抗爭的重要性，或太不務實。恰恰相反。

既然目前任何非主流的訴求都不可能合乎主流勢力的利益所在，都會被無情地排斥。所以，唯有將這次短期因應的抗爭聯繫到中、長期運動目標上，我們的運動能量才能真正的積累。這恐怕才是真正的務實、務本之道！這也是為何我們應立即討論、研擬與宣導公民版東發條例。

東發條例的公民版

2011-01-14T19:12:00.004+08:00

走向直接民主的自我立法

■姚欣進

台灣社會目前正處於一個長期摸索、全面轉型的路途中，這包括了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
一、舊典範的無能為力

之所以需要長期摸索，這意味著過去至今的社經乃至於政治體制的典範，已越來越難以因應當前與未來的鉅變，但新的典範卻絕非能一蹴可幾，它必須歷經民眾在生活經驗中的各方試誤與反思下，累積了足夠的運作方法與資源後，才能逐漸成形。

市場經濟的困頓

例如，在經濟上，台灣歷經40年經濟繁榮長波的發展模式（低成本勞動力、大量環境污染、嚴苛管理、代工製造等），早已呈強弩之末，我們的市場經濟運作模式早已需要脫胎換骨，才能真正迎向未來。在社會上，即使我們經濟目前還能持續發展，但再也無法如過去維持的較公平的分配方式，或是這經濟發展的前景乃是人人有份，黑手哪天也可作頭家。我們的經濟大餅即使還能維持小幅擴大，但能分享的人卻是呈M型化的駭人集中與極少數階層。

目前，台灣社會最底層的階層（家庭收入5等份的最低等份）的絕對數字尚未到驚人地步，但令人心驚的卻是次貧族（第二低的等份）一直呈現長期擴大的趨勢：事實上，這第二低的所得組，其人口高達436萬人，儲蓄率亦僅7.13％。

社經危機的趨勢，直接衝擊的就是我們過去至今賴以維繫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如核心家庭的親情、傳統家族的情感支撐、人與人之間的信賴與互助，也開始遭逢越來越嚴苛的考驗。

過去10年來，台灣的家暴、虐子案件（包括不堪入目的近親性侵害）、自殺率一直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事實上，根據去年的新聞報導（聯合報，2009.11.28），台灣婦女生育率全球最低：平均生育子女數只有1.07人！這說明，民眾對於前景絲毫沒有踏實的信心，以致於生養小孩、完美核心家庭生活，已成為台灣民眾越來越難以承受的重擔。

當台灣的市場經濟不振，依照過去的經濟良方就應是政府登場，擔任超級救火隊的角色，以赤字預算方式提供社會福利、以公共投資與建設來撫平社會衝突、帶動消費需求，以渡過一時的不景氣，讓資本循環重新啟動起來。

但台灣的政府，無論由那一個主流政黨來執政，根本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據報導（中國時報，2009.09.24），全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已高達4.62兆！若加計算政府四大基金、地方建設基金、舊制公教人員退休金、公農勞保虧損等非營業基金、社會安全基金的隱藏性債務，合計全國負債總額達14 兆元！若以全台人口（包括孩童）換算，則每人平均負債約60萬元。

這就注定的台灣政府無法作為一個大有為的散財童子，如當年歐洲社會福利國家，以豐厚的社會福利來照顧被市場經濟一時排除的失落民眾。近日吵翻天的二代健保費率問題，就顯示了台灣政府在社會福利（以社會需求為準）與社會保險（要嚴格計算成本）拉鋸中的尷尬角色。

代議政治的空洞

這些嚴峻的社經問題，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就是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政治卻在關鍵時刻裡欲振乏力、毫無作為──而且注定了將一直如此。

據批判性的政治學者的研究，民主政治固然以公平選舉、政黨政治為基礎，但若民主僅限於政治領域內，而非同時聯繫於更廣闊、多元也更基層的社會生活上，則這民主政治充其量之，只是切割了政治權力與社會權利的間接民主、代議民主而已！

換言之，當身處於社會各種利益衝突的民眾，無法有其直接的政治權力來落實其社會權利與需求，而最多只能扮演遊說團體來央求政治菁英，從中央立委到地方議員等，由這些政治菁英們在議場內代為發言、代為協商，這種政治運作，就必然是既得、主流利益集團、階層間的利益交換而已，它幾乎不可能真正解決社會現實中的深刻利益矛盾與衝突。

至於所謂選票壓力來使政客們就範於民眾集體性的社會訴求（例如歐洲許多國家的龐大工會集體力量來支持會反對某一政黨或候選人，以要求這些政治人物支持勞工的權益訴求），早已證明這頂多只會造就中間派的政治人物、政黨，但既然是中間派執政，就注定了他們的政策遠遠不能針對社會深刻矛盾來提出確切解決方案。這方面的例證，從過去1980年代最著名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到1990年代所謂第三條路的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莫不如此。

台灣代議民主

相對於這些有較成熟政策論辯傳統的歐洲社會福利國家來說，台灣政治的民主發展，一路走來卻是深陷於民粹炒作、人情包袱、膚淺口號。民主若僅有開放但卻無實質深刻的彼此平等而嚴肅討論的內容，那民主就必然會淪於媚俗、5分鐘的熱情。若是如此，這種代議民主、膚淺至極的嘉年華會民主，就不可能真正解決我們社會現實的深層問題。很不幸的，台灣民主從極端不利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至今，顯然就往這條道路上發展。然而，台灣嚴峻的社會現實卻越來越不可能以這種開放而膚淺、空洞的民主政治來因應了。

國民黨集團的政治基礎乃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因此它所能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就只能是各類技術官僚、各類社會既得利益者與菁英，或許有些專業知識與能力，但卻遠離民饃，更不可能體認台灣社會深層利益衝突下的被犧牲者的利益與需求。國民黨集團在民主政治裡的運作，不外乎典型的利益交換：它提供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民眾則以選票來支持它高高在上、毫無親和力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集團從台灣本土出身，雖然它的政治人物也與國民黨集團幾乎是同樣菁英階級背景，但它的政治基礎從一開始就與台灣民主選舉結合，它的政治人物也必須深受民眾自然的喜愛與認同。這都是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更貼近於民主。縱雖如此，民進黨雖然開創了戰後台灣歷史的民主政治，但從此卻未能往上提昇，始終陷於民粹、本土歷史包袱而未能繼續開創民主政治下一步的公民政治，從未帶領台灣社會從代議民主發展為直接民主。

國、民兩黨在民主政治上的侷限性，反映了他們共同一致的社會民主、公民民主的局限性。即，他們從未從社會現實出發，以社會現實的矛盾為基礎，以社會大眾的基本社會權利為基準來發展政治力量。政治權力必須也應該以社會權利為基礎、為前提，這兩者不容分割，這才是直接民主，也才能解決台灣社會的根本社會矛盾。

二、自我立法

如何將民眾的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力結合？如何發展這直接民主？

簡單的說，法律條例的制定，可以成為（也應該成為）直接民主的典範行為。直接民主的開山祖師，盧梭，在其民約論中，就精闢論證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保證主權在民，關鍵就在於這社會民眾能夠自我立法，即直接參與擬定這未來會規範自己行為的法律條例。直接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自我立法。

然而，這本由人民自我立法、自主管理的直接民主精義，日後卻演變為由國會菁英們來代為操盤，由國會議員來代為審議、立法的代議政治。因此，若我們追求直接民主，則在一個有基本公共論辯空間的現代社會裡，我們就應掌握機會讓原本由立委們擬定審議的各重大法案（有時甚至由行政部門直接提出草案），改由社會民眾來自我擬定、自我審議。

在代議民主制下，一個法律條例的制定過程中的各種利益矛盾的化解與妥協，只能透過少數政治菁英政黨間的密室協商甚至是利益交換方式來達成。即使在過程中有所謂公聽會之類的容納更多民意匯流的機制設計，但廣大、多元而且是弱勢者的民意，終究會很快地在這繁複的代議體制中被稀釋、割裂而淹沒。

然而，一旦我們將這法律條例的制定過程，從一開始就擺在開放的公共領域中進行真誠的理性論辯，從一個已有基本共識的社會團體內部進行的逐字、逐條的討論與擬定，到各個不同立場團體各自提出不同版本之相互激烈辯論與訴諸全體民意的宣導，以致於最後共識的法律條例通過，那這整個公民立法的理性發展過程，就是百分之百的進步社會運動，也更是意義無比深遠的政治運動！

法律與政治

當代德國政治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在一個開放的公民社會裡，法律乃是應然的倫理層面與實然的現實層面的結合體，中介於我們應該作什麼與我們實際作什麼之間的規範。

也就是說，法律固然是實際規範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生活方式的準則，它規定了我們那些事務應如何做或可不可以作；另一方面，在公民社會裡，法律有效性的根本基礎不在於它的執法力（即以國家司法力量來保證法律的執行），而在於這法律本身的正當性（或合理性）上。即，這法律本身已被受這法律所規範的民眾們所認同為合理、正當而應遵守的。

而在公民社會裡，任何法律的基本方向，尤其是重要法律條文，乃是在多元形式的公共論壇中（包括代議體制的國會論辯、社會團體間的討論、乃至於街頭或開放空間的隨機溝通）被充分討論過，並有相當程度的價值與意義共識後，始能成為明文規範（或以不成文方式成為社會文化一部分）。換言之，法律能成為明確的法律條文之前，這法律所反映、所包含的內容乃是民眾普遍的基本共識。這共識，不僅是民眾彼此理性思辨的產物，也更是彼此共同的價值認同。

另一方面，在這多元價值社會裡，真正深刻的共識往往很難形成，彼此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其實是長期的相互角力、相互妥協後的結果。更嚴酷的是，若民眾彼此的價值觀實在相異太大，則針對相同事務往往會提出對立的法律條文，以非黑即白的二選一方式來訴諸全體民意來選擇。

然而，不論是上述的在基本共識下法律條文細節辯論、或差異不大在共識方向上相互妥協整合為一個共識版，或竟是彼此對立版來相互競賽，由全體民意表決，法律擬定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理念的宣導、論辯過程。質言之，法律版本的提出與論辯，乃是政治路線的批判與選擇。

生活方式與直接民主

法律不僅直接聯繫到政治路線，法律其實更是聯繫到生活方式的選擇，因為政治方向的重大差異，往往反映了彼此生活價值觀的根本差異。這正是前文所一再提及的直接民主：為了維護理想中的生活價值與生活方式，民眾才會要求政治權力來捍衛這社會權利。

一旦我們從生活方式選擇出發，來提出、設想乃至於規劃我們未來的理想社會生活方式，那我們無可避免的就置身於政治批判、直接民主的政治實踐中。

因為我們絕非生存於童話樂園中，而是生活於周遭充滿了各種現實利益衝突與傾軋的社會中，我們的價值選擇與理想，必然會影響、妨礙其他不同價值選擇的人。不同價值觀的人群或彼此可透過理性討論來達成共識，但若差異很大，就只能透過更激烈的政治行動（如各自說服更多的民眾來贏得選票使自己的主張能成為政策）。而這政治行動的最後直接結果，就正是法案、法律條文的確定：即我們的社會理想，透過理性溝通的政治宣導與論辯，得到大多數民眾認同而成為法律規定的政策了。

可以說，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法律條文的制定乃是不同價值觀民眾政治力量的展現，是不同政治路線彼此角力批判後的總成果。但這來自於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處理，表現於政治角力的互動行為，不再是傳統社會中非理性的各種殘酷鬥爭，而是訴諸於理性論辯、民眾選擇的審議式的民主過程。

三、小結

擺在今天台灣已相對發展的公民社會環境來說，台灣進步社運力量的推動正可以以法案的提出、論辯、宣導與最後的通過來作自己社會與政治力量茁壯的切入點、試金石與成果指標之一。

前文已指出，台灣民主政治的舊典範已不堪因應當前時代的挑戰，但新典範的實質內容（直接民主）卻非立即到位，它尚需豐富的實踐經驗與成果才能完全舊典範。請容我們坦率指出，我們正在全力摸索、苦苦思考的台灣社經體制與政治的新典範。這新舊典範的交集與衝突點，可以以目前正要進行審議的東部區域東發條例（即花蓮縣與台東縣的東部發展條例）來說明。

這也正是我們公共化協會，在此時刻，針對攸關東部地區未來世代發展關鍵利益的東發條例，對立於兩大主流政黨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版，以拋磚引玉的方式來提出公民版本，就教於各方進步力量。（下期續，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戰略防禦的第一步

■姚欣進

一、前言

筆者於此主題系列文章的上篇，東發條例的公民版（上），提出了「法律條例的制定，可以成為（也應該成為）直接民主的典範行為」，因為一個社會的民眾若能自我立法，直接參與擬定這未來會規範自己行為的法律條例，就代表著整個社會的基本行為規範、權利義務的界定等，都由民眾自己來決定。這種自我立法的行為，乃是真正主權在民的實踐保證。

其次，在公民社會中自我立法，即公民間的法律條例制定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公共理性論辯過程，在這公共論辯中，各方利益相關者或無相關者，必須拿出一套足以以理來說服人的說法來贏取共識，沒有共識或相當程度的協商認同，這法律條例就無以完成或落實。因此，自我立法的過程，其實也是具有深刻意義的社會、政治教育過程，更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或政治運動實踐。

自我立法的戰略防禦

擺在台灣當下的現實裡，公民自我立法的更益形迫切與必要。簡單的說，整體台灣社會正處於資本主義主流勢力全力反撲的戰略進攻境遇下，因此，我們有其無可推卻的任務必須於此時此刻提出公民版的東發條例（花蓮縣與台東縣的東部發展條例）。

相對於主流資本力量的全方位的戰略進攻，若有志之士還以零星、局部、治標而不尋求治本之道的心態來面對，就遲早（甚至是必然）會被資本力量所無情地征服。但我們必須同時務實地體認，目前社會進步力量還處於相對稚嫩的發展階段中，還不足以在實踐上相對地進行全面的戰略反攻、決戰式的對決。但在整體策略的掌握與總體前瞻方向上，我們卻必須以全局的視野來對抗，來展開我們長期性地宣導與發展工作，這就是戰略防禦的實踐。

也就是說，目前在戰線的發展上，我們還是處於守勢狀態，還只能是草根式的結集與宣導，還不足以力擋國會殿堂中反動法案的通過，更不足以在代議民主體制中通過公民版的法案。然而，我們所訴諸的不是既得利益的主流勢力，而是著眼於能以公共化精神、互助團結方式的公民群眾，來共同掌握我們社會的未來。

本文，首先將勾勒出東發條例的現實背景，其次再簡要分析主流版的利益企圖，至於公民版的東發條例與其價值觀的說明，由於本文篇幅已過長，將於下篇提出。

二、資本為何發動戰略進攻？

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在全球舞台上崛起後，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力道、權力架構關係都與以往不同了。這觀察，尤其明顯地反映在台灣資本主義經濟上。

要了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變化趨勢，其關鍵就在於掌握全球分工利潤鏈的變化。過去台灣資本主義的利潤絕大多數是來自於這全球利潤鏈的底下兩層，即需要大量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製造與相對較高級勞動的管理層面。然而，自大陸經濟開放以來，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工與土地而成為世界工廠後，過去台灣的競爭優勢條件，不僅早已不復存在，而且如今更須幾乎全盤的改弦易轍地發展出有別過去高污染、低效能的新興產業。

簡單的說，台灣經濟必須往更高階的產業經濟形式、更高級的勞動（更專業的智力勞動）來發展，否則無以擺脫資本投資越來越龐大但利潤卻越來越低、僱用勞動相對減少的惡劣趨勢。而時間已不能繼續等待了。

南韓近年來在全球品牌行銷、電腦軟體、遊戲娛樂等強力發展來攫取比代工裝配高得多的利潤，都是這方面的例證。

現在若不能急起直追、全面轉型，台灣將會被全球資本無情地拋棄於後（1950年代的菲律賓、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各國都是曾輝煌一時、但卻在全球資本競爭舞台中被淘汰者，至今難以翻身）。
各項新法案的推動

正是在這急迫壓力下，掌握政經大權的台灣主流勢力非常自覺地、全方位地推動資本戰略進攻。這戰略進攻，首先表現在各種翻天覆地、影響至為深遠的各領域發展的法案上。

在剛過去的去年一年裡，就通過農業再生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目前積極在立法院準備排在下一會期優先審議的，包括了醞釀已久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以及本文的分析主題，東發條例，都充分地反映這資本戰略進攻的態勢。

這些在近期已通過或正擬議中法案，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外，有一共同特色：都是針對台灣不同使用領域的土地，而大開方便之門，讓私人資本幾乎可以肆無忌憚地、超越其他既有法令規範來攫取土地，進行私人資本投資活動。例如，農業再生條例的焦點，在於社區農業再生計劃可由地方社區、地方政府提出由中央核准撥款，以及由此而來的農村土地使用上的全面配合，甚至包括國有土地：第17條，「農村再生發展區內土地使用，應配合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內容實施管理」；以及第19條，「農村社區範圍內各級政府管有之公有土地及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國營事業之土地，得配合農村再生計畫，實施空間活化再利用」。

而產創條例也不遑多讓，除了法令多方鼓勵私人資本、政府多多探勘可用之地、呈請審核准許為產業園區外，還明文規定政府可徵用私人與公有土地來做為產業園區，不受既有土地法規限制（產創條例第42條）！
土地取得與資本邏輯

農村再生條例與產創條例，是針對兩大不同領域的經濟活動而來的基本規劃。前者，固然是針對農業的復甦再生的法令規範，但這法令非常強調農村社區重新營造建構與相關整體土地的使用。顯然，這規劃中的農業復甦絕不可能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習見的傳統農業經濟，而是結合了異類經濟活動型態的新經濟，如與主題式觀光結合的休閒農業經濟、村舍民宿、甚至是圈地式休閒農場區等等。

這顯然將會是相對資本密集投入、相對較專業人力資源投入的多元、精緻農業經濟活動，而這背後龐大資本所尋求的乃是高利潤所得。然而這龐大資本（僅僅是政府的輔助基金就明文規定為10年1千5百億，見農再條例第7條）的運作卻是嚴格選擇性、排斥性與封閉性。也就是說，這資本的投入區域與焦點，都是非常縝密地規劃，以保證資本不會流溢到其他不具利潤的地區上。這同時說明了為何這資本需要整體、大片土地取得，以讓其有全方位規劃區域，以在其內進行與完成資本循環。

這基本的資本邏輯運作方式，其實也表現在主要為工業資本領域中的產創條例。這規劃中的工業或新產業園區，同樣也是嚴格透過選擇與封閉性。這資本不會擴散於非園區之外的旁鄰空間，以保證其資本會集中化的發展，以帶來更大效益。所以，產創條例才會以法律形式讓資本家有足夠空間與自由來好好選擇其園區，而一旦定址了，則政府就會全力配合讓這園區有其整體性的利益發展而與鄰近非園區空間區隔出來。

質言之，為了讓資本能以最快捷、最大效益集中的運作來攫取最大利潤，主流勢力就必須在土地空間掌控上，也要一次到位，讓資本能在一開始就可整體性規劃，讓其資本今後可以在集中化、封閉性的循環機制中迅速增殖。沒有大規模的土地自由使用，就沒有集中化資本之整體運作來得到暴利。這就是主流勢力在當前資本利潤競爭日趨激烈的局勢下的最佳策略，而且是以法令形式來保證這策略能在各方現實利益衝突中實現。

這資本運作邏輯方向、資本發展的策略，在主流勢力所提出的東發條例中更鮮明無比地反映出來。

三、主流版東發條例的重點

以下，讓我們簡要分析主流勢力（國民黨與民進黨）之東發條例的要點。

決策小組

首先，在這兩黨的版本的第四條，都規定了東部區域發展之主責單位，乃為「在行政院成立「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地方政府、學者專家組成，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小組要擬定東部區域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計畫綱要，每4年檢討一次。（以下為國民黨版）且負責協調、審查、監督及指導東部區域建設與發展」。

這條文的內容，國民黨與民進黨兩版本略有不同，國民黨版賦予了這東發小組包括規劃、整合、審查、監督與指導之權，完全是全權的決策單位了。民進黨版雖未做到如此全面全力集中，但兩版本顯然都將東部區域發展的決策，提昇到超越一般部會首長層次而上達行政院副首長層級，而且權力如此集中，為的是什麼呢？

簡單的說，這就是要這龐大權力能排除各方障礙，保證其資本總體規劃能迅速、確切落實。這利益目標，反映在現實層面上，就是以上位權力來保證取得東部區域的龐大公有土地以供私人資本完整利用。
核心利益

這在主流版的東發條例之第7條（民進黨版）與第九條（國民黨版）看的最清楚：「經行政院「東部地區永續發展政策推動小組」核定有助於東部發展之重大計劃，其所需使用土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是業主關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民進黨版）」；以及「前條之認定東部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25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國民黨版）」。

上述法條擺明了：只要這東發決策小組認定哪些土地是東部發展計畫所需，就可不受既有土地法規、國有財產法限制，以各種實際方便的手段（從出租、信託、設定地上權或租金出資方式等）來轉讓土地供私人資本使用。

這種立法精神，是與前述的農業再生條例、產創條例一模一樣，如出一轍！這種為私人資本利益所需而以國家力量、法令規範來打破過去使用的藩籬與限制，其背後驅動的動力是同樣的資本邏輯：讓資本有完整發揮的土地空間，以讓資本能全方位的獲取暴利。

整體來看，上述條文對於東部地區土地取得的大開方便之門，乃是主流勢力立此法案的核心利益取向。更可怕的是，東部地區的土地約有80％是屬於公有土地。因此，一旦東發條例通過，這就意味著在這法案的規範與國家機器的執行下，東部地區的公有土地將會輕易而順暢地轉化為私人資本所用。

主流版的東發條例在規定這核心的土地利益後，其餘條文多為宣示性、安撫性的條文，並無多少實質意義。宣示性的條文，如所謂「永續發展為目標結合在地文化與觀光農漁牧文化創意海洋生態及科技等特色推動發展成為優質產業（民進黨版的第8條）」，立意雖然看來尚佳，但條例中毫無相關配套規範，而淪於空洞條文了。安撫甚至籠絡性條文，如東部區域居民之大眾交通半價補貼、當地接受國民義務學童的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輔助等（民進黨版第13條、國民黨版第14條），以前述攫取龐大的公有土地利益來看，其實都只是小恩小惠而已。

四、私人資本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東發條例、農業再生條例、產創條例、促參法等法律，都匯聚於一個主軸：國家機器透過這些法律規定，以所謂的依法行政的國家力量來將社會公共資源、土地以最方便、低廉方式提供給私人資本運作。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私人資本真的這麼罪大惡極嗎？難道私人資本在完整的土地、各方公共資源的低廉取得後，不能提供更多工作機會、更有效率的生產、更低廉與美好的商品嗎？即使私人資本運作有其種種內在缺陷，如不可能完全就業、必然為壓榨勞工而非公義的分配利潤、必然會為了商品利潤而無可避免地會犧牲生態環境，但在台灣，難道我們還會有其他更好、更公平的經濟制度嗎？

沒有比現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且現在就必須有其可行性，而非未來想像藍圖，那台灣無論在何區，恐怕都別無他法，只能放手讓私人資本更全方位、更自由的發展。難道真的如此？

若上述的質疑都是無解的話，我們的確看不出有多少機會、條件來突破主流版的東發條例，因為這畢竟是現實下的選擇。

但若上述的質疑其實是有其他更的答案，而且在目前、在花東地區就可見到具體的胚胎、種子在默默地發芽、艱辛地茁壯中，那我們要辯論、要據理抗爭的，就不只是土地應否活化利用，而是被誰使用？如何使用？為何使用？

簡言之，我們要抗爭的，不僅是花東地區的公有土地不應如此放任給私人資本使用，而是這些公有土地應有計劃地提供給更具公益性、更具理想性但也有現實性的新經濟活動者來使用！

這正是我們公民版東發條例的根本出發點：讓台灣人性化、公益化與合理生活方式在這台灣最後一片淨土生根發展吧。下篇文章，本系列主題的最後一篇，將申論這議題。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堅決反對土地財團化、全力主張研擬公民版東發條例！

2011-01-14T14:20:00.000+08:00

針對在立法院本會期即將結束前夕，國、民兩大主流政黨欲強行通過兩黨版本東發條例的惡劣舉動，花東地區的在地與各方進步團體於1月12日提出了嚴正的批判，並要求重新檢討並修改該草案（「東部發展條例 100/1/12記者會後新聞稿」；以下簡稱「新聞稿」）。

進步團體除了強烈反對該草案縱容土地變更用途，而讓花蓮高達87.5%的公有地成為私人資本財團攫取暴利的工具，更指出這草案最大的犧牲者，乃是我們寶貴的生態環境與弱勢群體的自主權益。站在保護環境、為弱勢者發聲的立場上，這新聞稿點出了「庶民經濟、人民自主」的要求。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非常進步的訴求！

對於新聞稿堅決反對土地全面財團化的批判立場，公共協由衷地認同並全力支持。另一方面，面對主流資本勢力舖天蓋地要全面襲取花東地區土地資源的此時此刻，新聞稿能點出「庶民經濟、人民自主」的正面主張，更是關鍵。

這是因為，花東地區不僅必須全力阻擋主流資本勢力以法律形式來豪奪土地資源，更同時需要另一個實際可行，能在環保、發展弱勢者之自主生活中取得最佳平衡的替代方案。

因此，這新聞稿點出的一個正確方向，而有待台灣各方進步力量能進一步地探討、研議庶民經濟的運作模式，來日並能身體力行與花東民眾們一起來實踐一個具有深度價值的新生活。

我們認為，要在花東地區發展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經體制，絕非是空中樓閣。事實上，多年來在此地區許多自發性、社區性的新微型經濟都已在默默地、小規模地發芽、實踐運作了。這些目前還不夠成熟的微型經濟，所反映的其實是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這局部、微小的微型經濟所欠缺的，乃是制度化的新規範與整體社會資源的重分配。

因此，要真正解決花東地區的環保、弱勢者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困境，花東地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完整且全新想像的公民版東發條例！讓花東地區目前已可見到合理胚胎、新的公益性、互助性的微型經濟、新的而有意義的人與自然關係能在完善而合理的法律規範下得到保障來全面發展。

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必須全力反對主流資本勢力的東發條例過關，另一方面，更根本性的任務是：我們必須透過公民參與、理性討論過程，以集體智慧提出一個完整的法律規範。即，在公益、社福與互助合作精神下的公民們所擁有的東發條例！

公共協願意貢獻自己微小卻真誠無比的力量，首先拋磚引玉地提出這公民版的東發條例初步草案，並由衷地期盼台灣各方進步力量共同參與這公民版東發條例的深入討論，讓我們一起攜手合作共同草擬出符合台灣公義願景的東發條例。

聯絡人：

任懷鳴0935831903 alex.rhm@gmail.com
林子暉 0922897190 tsuhuilin416@gmail.com

東發條例公民版比較表格

2011-01-14T14:10:00.001+08:00

東發條例公民版	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
第1條宗旨為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尊重多元族群文化、滿足居民社會基本需求、增進居民福祉，特制定本條例。前項之產業發展應以公益事業與合作事業為發展重點。	第1條宗旨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觀、發展多元文化特色、增進居民福祉，特制訂本條例
第2條東部區域指花蓮縣跟台東縣。公益事業指非營利機構所經營各類事業，其盈餘皆為公益資源；合作事業指合作社法第一條法定合作社之經營事業。	東部區域指花蓮縣跟台東縣
	主管機關中央為行政院，地方為縣市政府
第4條行政院應成立「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東永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並邀地方政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公益、社福團體代表、環保團體代表、東部區域之社區團體代表、以及公益、社福、環保、原住民族群議題之學者專家合計不得低於小組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二；設置要點由行政院邀集公益或社福機構團體代表、環保團體代表、與東部區域之社區團體代表共同定之。東永小組要擬定東部區域永續發展計畫綱要（以下簡稱計畫綱要）與「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每三年檢討計畫綱要一次，每一年檢討方案一次。東永小組負責規劃、協調、審查、指導及監督東部區域之經濟、多元族群社會生活與生態保育。	行政院成立「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地方政府、學者專家組成，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小組要擬定東部區域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計畫綱要，每四年檢討一次。負責協調、審查、監督及指導東部區域建設與發展
第5條前條方案應依計畫綱要擬定，內容應包括：上述計畫綱要內容包括：方案目標與範圍、基礎建設、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與環境之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公益與合作事業之規模佔總量不得低於60％）公益與合作事業發展、社福範圍擴大、永續觀光發展、公共化醫療、公共化教育公共化、基礎交通建設、災害防治之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分工、分年財務需求及經費來源等。方案須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地方主管機關主責每一年檢討方案，每三年參與計畫綱要之檢討。	上述計畫內容有：方案目標與範圍、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與環境之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觀光文化、社福、醫療、基礎、交通建設、災害防治方案要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地方主管機關也要四年通盤檢討一次
第6條經東永小組核定有助於東部區域居民福祉之重大公益、合作社經營或環保計劃，其所需使用土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公益、社福機構（團體）與合作社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	經行政院「東部地區永續發展政策推動小組」核定有助於東部發展之重大計劃，其所需使用土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是業主關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7) 前條之認定東部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25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9) 備註：土地法25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28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訂用途者，不在此限。
第7條主管機關應訂定辦法，積極鼓勵人才東移及返鄉創立公益與合作社事業，投入社會服務與環境保育。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及協助推動在地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教育部應訂定政策，在東部區域廣設公益、社福與生態環保、原住民發展等相關科系；內政部、經濟部與財政部應訂定各項獎勵與優惠辦法（包括租稅優惠），誘導公益與合作社事業蓬勃發展。前項相關法令及政策應依計畫綱要進行規劃，規劃後並送本小組審核。	積極鼓勵人才東移及返鄉創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及協助推動在地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10)(13)
第8條應在原住民自治精神下，配合本區域之公益與合作社事業發展，針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化保存，擬定相關計畫，並推動原住民族人才培育，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提供充分就業機會	針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化保存應擬定相關計畫並應推動原住民族人才培育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並提供相關就業機會(9)(12)
第9條設籍花蓮縣及台東縣，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除家庭可支配所得在全國戶數五等份中屬於最高之前二等份者之外，其學費、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補助辦法由教育部另定之。	設籍花蓮縣及台東縣，且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13)(14)，補助辦法由教育部另定之)
第10條本條例5.7.12.13.15所為之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相關公益與合作社事業發展經費，其籌措原則如下：一、屬行政院專案核定之東部大型專案或關鍵計畫，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二、其餘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不得低於九成。第11條為促進東部公益與合作事業發展，引導東部創意及創新知識研發，及人才培育所需，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東部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來源如下：一、中央政府分五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東部產業污染捐、資本利得稅）二、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三、基金孳息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五、未來因稅制改革所新增之政府稅收，或因重大政策改變其原編列預算須優先指定為本基金財源第12條為發展東部公益或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在兼顧環境保育條件下，使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達到有效利用，區域內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必要時土地管理機關得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及招商作業。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東部建設發展基金」，基金總額新台幣五百億元，由中央主管機關分十年編足，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為推動本條例之各項計畫，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如有不足由前項基金支應。(6)	本條例5.7.12.13.15所為之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相關產業發展與建設經費，其籌措原則如下：一、屬行政院專案核定之東部大型建設或關鍵發展計畫，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二、其餘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不得低於九成。(17)
第13條經東永小組認定有助於東部區域公益或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或生態環保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者，其土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到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前項重大土地使用計畫由東永小組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前項重大計畫之土地使用變更由縣市政府核定之，不受相關土地使用法令規定之限制。		為促進東部產業發展，引導東部創意及創新知識研發，及人才培育所需，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東部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分五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或由公有土地作價撥入。~~ 二、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三、~~土地開發收益~~ 四、基金孳息五、人民或團體之捐助(18)
	無	為發展東部重點產業，在兼顧環境保育條件下，使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達到有效利用，區域內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必要時土地管理機關得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及招商作業(10)
第13條為滿足東部區域居民對外交通與運輸之需求並改善安全，中央政府應整體規劃、執行多元運具方案。除提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須在不破壞當地生態、自然景觀的標準下，適度提升公路之安全性與可靠性；東部區域公路建設方案規劃，均須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可。第14條除家庭可支配所得在全國戶數五等份中屬於最高之前二等份者之外，東部區域居民搭飛機、公路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其票價 30%，鐵路票價補貼50 %，補貼辦法由交通部擬定、東永小組審查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第15條東部地區應建設以軌道運輸為主幹之公共運輸網路，並建立聯合營運區，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靠、舒適的運輸服務。前項聯合營運區之範圍、組織及作業要點由交通部邀集相關機關訂定，並提報行政院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第16條為維護及營造具東部區域特色之城鄉景觀，地方主管機關得擬定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管制與獎勵措施，整體提升地區建築美感與文化特色		經東永小組認定有助於東部區域永續發展之重大建設投資計畫者，其土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到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前項重大建設標準由東永小組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土地使用變更由縣市政府核定之，不受相關土地使用法令規定之限制．(8)
	東部地區產業發展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結合在地文化與觀光農漁牧文化創意海洋生態及科技等特色推動發展成為優質產業(8)	為改善東部地區對外運輸服務，中央政府應提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提升公路之安全性與可靠性，以滿足東部地區居民對外交通與產業發展之需求(15)
第17條經中央主管機管指定重點發展之公益、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或生態環保計畫，公益、社福、合作社事業或生態培育，得由中央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事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又因或優惠。公有公共運輸系統及相關設施宜規劃保留適當公益廣告空間、優惠價格給前項東部重點事業使用。第18條主管機關對東部地區農、林、漁、牧產品之運輸費用，應予以補貼，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東部地區應建設以軌道運輸為主幹之公共運輸網路，並建立聯合營運區，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靠、舒適的運輸服務。前項聯合營運區之範圍、組織及作業要點由交通部邀集相關機關訂定，並提報行政院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16)
		為維護及營造具東部區域特色之城鄉景觀，地方主管機關得擬定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管制與獎勵措施，整體提升地區建築美感與文化特色(11)
	設計花蓮縣、台東縣居民搭飛機、公路及鐵路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其票價50%票價補貼辦法由交通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11)	經中央主管機管指定重點發展產業，得由中央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產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又因或優惠．公有公共運輸系統及相關設施宜規劃保留適當廣告空間、優惠價格給東部重點產業使用．(7)

電子書包、課輔老師與教師工會

2011-01-08T13:43:00.003+08:00

■潘興

有一間學校，課堂上是依照程度小班教學、分班授課，沒有孩子被疏忽、遺忘。孩子人手一台類似iPad的電子書包，觸控螢幕、內建3G無線上網功能，夜間會自動下載教材，孩子們專注的拿著小筆在電子互動式教材上一筆一劃的學習著，這些教材不僅好玩，更透過清楚、明確、鮮活的動畫，顯著的讓孩子的中英文、數學成績都有顯著的提昇。

科學管理創造的教育成果

當面對學習障礙的孩子時，它使用的教材是獲得國科會教材研發第一名的作品。不僅照顧孩子的成績，它更不只照顧孩子的生理，更透過專業社工看顧他們的心理、家庭，透過邀請職棒選手、林懷民、趙自強等台灣各領域的頂尖人才，帶給孩子不一樣的盼望。

然而，這並非什麼學費昂貴的精英補習班，它是由鴻海企業所成立的永齡希望小學。其目前約有620個課班級，分佈在220間合作國小，聘請1,100位課輔老師來服務弱勢學童。截至99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的弱勢學童近4千人。它的教材，是透過中央廚房的機制，由基金會訂定精準的轉介學童、開案評估、統一檢測到課輔老師及社工的工作守則，再由分校來確實執行。

亦即，在SOP標準作業流程管控下，無論是否修過教育學程資格的課輔老師，只要有服務的熱誠，就可透過短期的培訓、搭配電子書包教學及紀錄功能，就能蒐集並分析孩子的學習歷程，而能立即提出修正、最有效的教學方案，而能提昇弱勢孩童的學業成績。

甚至可以說其展現的是在一流人才、教育數位化、科學管理的搭配下，將每分錢做效益最大化使用的教育經典。

兼具市場潛力的電子書包

然而在永齡希望小學的數位新世界背後，鮮少被人注意、討論的，是鴻海作為營利企業，其「投入社會公益仍然要講究績效」（於希望小學開學典禮上，郭台銘的發言），甚至未達績效考核的分校，第二年將取消補助。

客觀上，投資希望小學是「社會形象」與「市場潛力」的完美結合，既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孩子教育未來、又能加深對企業的認同，且具有商業市場，鴻海希望小學理事長李榮富曾在回應「電子書包是否結合教育部電子書包計畫」時回應：「未來應該有這樣一個思考方向，我想這也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

合格教師會被課輔老師取代嗎？

關於商業涉足教育後對於教育內容的影響等關鍵問題，需另文深入討論。在此先聚焦在：當具備教師證的合格教師（包含正職及流浪教師），其課堂教學的職能可藉由短期培訓的課輔老師所取代。而合格教師勾起學生興趣、評量學生職能的技術，又逐步被電子書包趕上；另方面，永齡基金會對孩子人格教育的培養，又有別於補習班唯獨成績導向的教學。似乎可得一結論：永齡課輔已可被逐步取代國民教育對孩子學業成績、品德培育的功能。

若此假設成立，則我們必須追問：合格教師的價值、特殊性、不可取代性為何？有哪些教育的需要，是唯獨合格教師有，而課輔老師搭配電子書包做不到的？此外，有心的合格教師，又可透過什麼機制來確保教學與教育內容的自主性？教師工會，能否作為維繫自主性、並啟動電子化教育改革的力量？

問題與答案永遠相伴而生，孩子要學習什麼，與教師可以教什麼，兩方面結合在一起，才會有答案。

合格教師的價值

事實上，永齡課輔班的重要目標之一，正是定位在學業成績的提昇，亦即在承認「提昇學業成績」作為為貧童辦課輔的主要目標。然而，許多有經驗的教師都會感嘆：弱勢孩子往往來自貧困家庭的階級複製，而要讓他們脫貧不僅是要他們適應以「成績、品性」掛帥的升學主義價值，而是必須改變學歷等同就業的迷思、以及發展多元學習價值等方向，才能較根本的挑戰學業成績掛帥的問題。

對現實經驗的根本懷疑，或積極挑戰現有教育政策的心，正存在於許多合格教師的心中。而對教育的熱誠、批判與願景，正是合格教師存在的關鍵價值。

然而，縱使他們對「實然」教育政策的不滿，並對「應然」的改革方向有滿腔想法；但對多元價值的追求，卻得面對自教育部到學校，由上而下的教育官僚控制，他們多數時候僅同意教師在既定的課本中，發展「教具內容」的多元，卻無法接受對教育政策、課綱的多元。

在資訊教育中實踐價值

就以目前教育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的政策為例：目前的做法常是「為了配合微軟等相容性低的平台、要求老師想辦法自製軟體，還花大筆公帑買硬體。這樣吃力不討好的方式，又難以在質與量上，設計出真正貼近教師的教育理念、又能吸引孩子的電子書包等輔具。

相對的，如果能透過Android的開放性系統及硬體，由政府負責平台的建製經費、教師提供教學需求、軟體公司負責設計（其產品又可透過App Store等軟體市集在學校之外做公益目的的販售），來提供符合多元學習價值、安全又健康的電子書包系統，亦可同步點燃台灣的軟體產業鏈，不僅一舉數得、更代表教育改革是足以帶動公民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

個人教育理念與集體公民社會

既然在資訊教學上的例子是成立的，則我們可合理推論此經驗應該不是孤立的，亦即有許多教師也在自己的專業科目上，有著類似挑戰「實然」教育政策的原創構想，而且教師在所有受薪階級中，是極少數能夠自訂工作價值、範疇、內容的受雇者。所以他們既可將全面建造公民社會的素材帶入教育現場，另方面，他們又需透過集體性的力量來爭取規劃權與決策權，方能在實踐個人教育理念的同時，為集體的公民社會砌上一塊磚瓦。

透過集體力量來落實理念

面對這集體性的工作，勢必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們能共同長期、紮實的討論規劃。但現實中，哪怕有這樣一群人，也常因缺乏教育資源的決策權而難獲支持，導致構想提早夭折、無法普遍性的落實在日常教學中。

為此，教師工會的必要性就隱然浮現：打從2000年前後台灣各地教師會進行的課程與教材的改革（校本課程、自選或自編教材），全面帶動了中小學教師專業的極積性，促成一大群具有專業對話能力的基層教師。

但因教師會無法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所以長期以來幾乎就只能「對話」，而難以實踐對話的共識。相對的，今年教師工會法的通過，卻讓教師藉由「專業的認同」得以凝聚並爭取有益於孩子的教育方向，以及完成此方向所需的支援系統及相應的教師權益。

所以，教師的專業理念與勞動權益存在著因果關係、不能片段而論，一如日本最大的教師組織「日本教職員組合」的分享：「……你會驚訝的看到組織結構圖中各式各樣支撐學校的專業人士。每年夏天，各個領域專業教師會舉辦各自的年會，討論如何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各級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學校是建立在各種不同類別人員的貢獻上。所有在學校工作的人都應該認知：他們的工作是由許多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才能發揮功能。這是因為：教育工作的對象是人類，教育正是他們的希望泉源。」

期盼有一天，日本的經驗能轉為台灣的實踐，屆時孩子閱讀到的電子書包將不再只為提昇學業成績、順服升學主義，而是老師自身用生命所書寫的燦爛經典。

搭噴射機走了，然後呢？

2011-01-04T00:38:00.000+08:00

■林名哲

日前，任職逾16年的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自請離職，並在部落格上發表題為〈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的聲明。文中提到他因看不慣台灣報紙充斥「業配新聞」，決定離職作為抗議，並在網路上發起連署反對政府收買媒體。文章剛發佈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於數日內突破三千人連署。一時間，「業配新聞」與「置入性行銷」又重新成為關注焦點。

負面現象：置入性行銷

「置入性行銷」並非新概念，在國外它專指在電視節目或電影中「偷渡」企業商標以為宣傳。但引進台灣後進化為「業配新聞」，也就是新聞編輯與業務部配合，將特定廣告主提供的新聞稿夾雜在其它新聞當中並陳，讓讀者難以分辨孰為付費廣告。更嚴重的是，這些廣告主不只有企業，還包含政府！這等於是政府直接將黑手伸入理應作為第四權的媒體中，讓後者完全失去獨立監督的功能。

這種手法自民進黨政府提出後越演越烈，中央帶頭、地方政府跟進。《財訊》報導便指出，至今年11月19日的政府採購案中，直接冠以購買媒體「新聞專題」或「專題報導」名稱的就達4,385萬元，若加上「專題企畫」或「專題行銷」的媒體購買案共達8千6百萬元。又以新竹縣為例，議員高偉凱在11月份總質詢時提到，縣政府100年總歲出預算和98年決算比起來只增加27％，但「新聞宣傳」一項的預算卻增為2.4倍。

政府與媒體

也因為情勢變為政府花納稅錢買新聞，使業配新聞引起廣泛關注。媒體與政府的共謀固然足以引起公憤，但我們該接著追問：如果政府同樣花錢為自己背書，只是不買新聞，會比較好嗎？如果新聞不是政府用「買」的，而是用其它方式操作的，就比較不邪惡嗎？

第一個情況，見諸政府召開名義上的公聽會、說明會，實質上光想宣揚政令不願公眾意見參與；然後又動員「學者專家」為政策背書，片面解讀民調數字營造「全民共識」。媒體對這些公聽會、說明會，如果只是拿新聞稿照抄，不花力氣去細究和平衡報導，那同樣是被牽著鼻子走。如果我們痛惡政府花公帑買新聞，那同樣該大力反對政府砸錢做這些事。以選美比賽來比喻，兩者只是整形造假和買通裁判的差別。

第二種情況，例如各部會公開或私下宴請記者、送禮、招待出國，和記者打好關係請他們多「關照」。又或者直接以政治力影響編輯，對於可能的負面報導用「上頭的壓力」掩蓋過去。這些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操弄手段同樣有效而頻繁地被使用，只是沒有金錢交易來得直接和「標準化」罷了。

弔詭的是，政府花越多心思在媒體操作上，實際上也表示對民意越忌憚。但政府很清楚輿論是可以控制的，於是讓人民相信一條蘇花改就是「安全回家的路」，比起全面檢討東部發展政策及民眾真正的交通需求來得重要；讓人民相信國光石化能帶來地方繁榮和經濟發展，比起討論其環境風險和整體產業政策來得重要。政府越來越明白政策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民意基礎上，而民意的動向往往取決於哪些資訊被揭露。只要主導資訊來源，就能自圓其說。而業配新聞只是這齣「政府操作、媒體墮落」的戲碼上演到高潮，完全制度化、市場化的後果。

正面訴求：透明度與問責性

我們當然不是說，因為政府本來就有這麼多操作手法，所以業配新聞不算什麼問題。而是要問，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之同時，我們要的是什麼？為什麼要？如何要？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期待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透明化且有公民參與的空間。考慮到政府可能不會誠實自我揭露，便需要一個獨立於政府外，替民眾獲取並整合資訊的平台。所以反對業配新聞，要的是獨立和負責的媒體。但去掉置入行銷這隻黑手，依舊存在前述種種操作手段，若繼續追根究底，我們會發現對媒體和對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透明度與問責性。

無論對政府或企業，以及同樣作為企業的私人媒體，資訊透明是公民監督的首要前提。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民眾不只要求牛肉，更要知道牛肉怎麼來。這種要求之於政府是知道政策的制定過程，之於企業是生產流程的透明化。那麼之於媒體，我們能否要求各家媒體業者揭露新聞報導的採編流程？就像食品有生產履歷，我們可以試著發展一套紀錄並追溯新聞來源的標準。這也是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亞桑傑提倡的「科學式新聞」（scientific journalism）：讀者在閱讀新聞的同時，點擊滑鼠便能找到產生新聞的原始文件，以茲判斷新聞的真實性。此外，黃哲斌的部落格又提到，媒體全面市場化及廣告量萎縮帶來的惡性競爭，造成業者更難抵抗業配新聞誘惑，足見市場邏輯使媒體更傾向大財團、大企業，不敢得罪作為衣食父母的廣告主。所以理想的媒體不但要有專業記者、透明的採編流程，更需要自主的財源。如此看來，一個由公共基金支持，從營運到生產過程都受公民監督的公共化媒體，才是媒體改革的最終方向。

噴射機又載著一位有理想的記者走了，留下我們的新聞水準在原地踏步。接下來除了反對業配新聞，也該是正視媒體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化的時刻了。（公共化協會成員、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為何應廢除死刑？

2010-12-13T22:53:00.003+08:00

姚欣進（社會評論者）

死刑應否廢除？目前在台灣社會裡，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性但卻必須深入反思的議題。筆者只能竭盡所能提出目前思考所得的最佳答案，但這結論卻絕非是絕對的定論，它隨時等待更好的論據來據理推翻。

贊成死刑的主要理由大致是：這是對於受害家屬最基本的公道（以命償命），也是對受害家屬最起碼的安慰。其次，這對於其他罪犯者會有鮮明的嚇阻作用。其三，這是最節省社會成本。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著重討論第一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的主要論據可分成兩部分：（一）高唱廢除死刑的絕大多數不是受害家屬，怎能感同身受受害家屬最深痛的哀傷，怎能取代受害家屬地位來免除殺人犯的該得的罪刑？所以，（二）必須給受害家屬一個公道，即以命償命，讓公義得以伸張。

受害家屬受到無可理喻的傷害與損失，必須得到公義法律的處理，否則這社會就毫無公義可言。這點，以我們對公義期待來說，當然可以成立。但問題是：公義的伸張、受害者的撫慰，難道必然要以死刑來完成嗎？難道一命償一命的標準就是公道嗎？

一命償一命觀點的根本論證前提，乃是法律上的「償還」觀念。即，所謂欠債還債、償還侵奪之物等。但問題是：財物可以償還，但人命卻無法償還。例如，失去的房產、有價證券或古董都可以以各種等價方式來計算賠償，唯獨獨一無二的個人生命卻是例外。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一旦失去，就永遠無法再現。

所以，若以償還的觀點來要求殺人犯償命，這在客觀現實上（讓死者復生）是毫無意義的。既然不能讓死者復生，那死刑不過是要殺人犯承擔殺人罪行最重的處罰責任，以讓受害家屬感受到公義伸張了。

然而，執行死刑乃是以國家體制來徹底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問題是：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由他人所完全賦予的（即使是殺人犯的父母，他們的生命也是來自於其父母），我們有有何資格來扼殺一個人的生命呢？我們既然承認個人生命價值無可取代、人人生命平等，那我們就沒有任何權力超越於任何人之上來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即使他在法律上是無可饒恕的殺人犯。

那麼，難道這殺人犯不該負起他罪行的責任嗎？當然應該。但這可以以終生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來使他終生與正常社會隔離，並以監獄內勞動來養活自己。個人除了生命之外，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自由。我們可以給這最大惡極的罪犯最大的懲罰，就是永遠剝奪他的個人自由，也使他無從有機會再犯惡行，這難道不是最大的嚇阻、節省社會成本的作法嗎？

這應是兼顧人道主義與最嚴厲懲罰的最合理的處理了。

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的民

2010-12-03T07:30:00.003+08:00

■李佳徽

文字獄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儘管其最科學的發展觀宣稱所謂「以人為本」的無謂定義，貌似只有漏接「民幣」二字在第二字之後的問題，但真相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早已領先國幣匯率，率先落實「自由浮動」，經年有餘。究其體現，俯拾可見──三頭鹿產牛奶粉＝兩年半；麻婆四川豆腐渣＝五年整；臨摹哈維爾簽章＝十一年附炸彈獎。而這行為不同，「罪名」相通的結果，自是意味，法院量刑非關法源，而是人員──此其「本」者，主義特色。

社會的民主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

此間特色，咸非初衷。1949年首屆新政協《共同綱領》曾明文謄寫：「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發展人民出版事業」，恰似呼應八百里外的四年前，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對南京蔣政權的應然見解：「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反求諸己，猶見墨跡：

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毛澤東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劉少奇選集（上卷）》頁172

質言之，揭發彼者政治變態的同時，揭露己身政治表態的實質，厥為我黨事業與西式民主的量子纏結（Quantum entanglement）形式：「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註1）。

1967 年1月6日，中南海「文革」造反派依據「大民主」原則，（註2）將第一夫人騙出家門，以便批鬥，卻見國家公僕劉少奇意外親臨，驚得國家主人紅衛兵意外待命 ──「同學們根本沒想到劉少奇也會來，嚇著了，也知道不敢動劉少奇」、「中央沒有指示，不敢貿然行動，怕犯大錯誤」、「這種打倒，我們心裡也是有數的…… 沒有得到中央明確指示，將來追究責任，你擔負不起的」（註3）──原來造反派並非一組全稱（revolt），只是姓造的反派（villain）而已。

無論如何，在1979年中輟「紅專」、「補資本主義課」之前，中國與它的社會主義，大體仍向「民主」學習──儘管成績慘慘淒淒。

失神的主義與神祇

民主跟前，君主發現，崇拜更接近人民的天性。崇拜的慣性尤其傾心擁有類人格的非物質客體。枚舉實例，可以見於中共七大的黨綱確立：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中共老黨員王凡西早年指出，如此「將某一在生當權的領袖的思想規定在政綱中，宣布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以全球範圍而言，「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運動史上是空前的」（註4）──如今，也不是絕後的。本來學理上的「毛澤東思想」（全黨集體智慧）與「毛澤東的思想」（本黨個體智慧）是各為主體，各有定義，但這自戀的二毛比之自殺的三毛所以皆不可取，厥為一體，（註5）實與今天網上五毛橫行屬於相同道理。它掩蓋了毛主席的發想、發毛與發表就是上述統一（uniform）的統一（monopoly）的標準歸依，也昭告了毛主席不屬人民，而是神祇的實證邏輯。（註6）

但凡革命起事，鮮少不是軍事的肇事。又以戰場如同墓場言之，滿坑滿谷的人體姿勢如何後事，往往取決人口少數的少數人口（mouth）如何演出「灰飛煙滅」的古詞。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灼見曰：

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裡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

彼時「出政權」，今日「出金權」，既咸認槍桿子裡面可以出一切，（註7）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率然軍事、率眾肇事，也就無一不是好事。據此將戰爭經驗推己及人民共和國的結果，便只能自陷「服從元帥」、「崇拜元首」兩條座標軸，X與Y無限增幅，最終正正得負。此無怪內政任務要「堅守某某橋頭堡」、政策措施要「堅決貫徹落實」、天災要被「抗擊」、開幕閉幕「勝利」。以致「思想」也能「戰無不勝」，學生也要當「衛兵」。

必須民主，學習民主，但宥於軍事文化傳統終於愈發奉毛為主，供奉一尊「儒家主義」、「遊俠思想」（註8）充盈腦際的社會神祇，盛產神諭，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終於不免失神的蒙蔽。三面紅旗樹立，三年困難降臨。

社會人格與社會主義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不是信仰的。（註9）立基社會生活包含精神現象的前提，彼時有問題的社會主義造成社會生活的有問題，彼者自當尋思解題──以往信仰的是什麼實踐？過去實踐的是什麼信仰？倘「人」的自己就是社會生活的不二載體，則關鍵必於：人何所欲？人何所行？人如何成其為自己？

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這人生觀的範疇裡，人之所以別於非人，意義在於社會意義。人就是也只能是「社會人」，則人之為人必（需）為有價值的人。價值所托，也即人之所欲、人之所行──人的自身的創造物與社會性活動。（註10）凡此種種，也是群我渠為知識份子或者公民，積極行動的人格根基、邏輯所以。

生產關係的總和決定社會關係，社會關係的總和梏定人的本質，是故「社會人」的自我意識（self- awareness）不免取決己身之於社會的位置──自我感覺循非孤立空想，實質內容盡歸實踐之中。既然「完整的人」意味「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註 11），則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徹底解放，每個人真正獲得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其為公民所求，便合理無庸糾錯。

與此相對，唯心的人生觀止乎於「生活人」，（註12）自我意識可以是脫離社會（現世）、相對孤立的有機個體。人之為人，乃存乎於感覺中的異己、知己與自己。既安居精神現象的溫柔鄉，則社會實踐的動盪，也就無關隱修士、御宅族身分的人群。蓋其自認人生意義可完全囿於田園中或房間裡，社會意義──人與人的述評話語，也就無庸在意，只要自己感覺良好就行。儘管當中的大部分仍不能自外社會關係。

崇尚感覺支配身體的人格典型，藉以出境困境的妙計，就只能是以精神的無限性克服物質的有限性。天堂的入場券，來世的新人間，甚或線上遊戲的虛擬經驗，俯拾實例，不勝枚舉。據此研析，則過往民主所以「你民我主」，自是利於民主參與（從而利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人」僅見少數人格群體（公民），滯於「生活人」階段則屬尋常人格典型── 民主缺乏廣泛參與，君主輩出獨斷專行。

民主人格與民主參與

民主的重要假設是公民作主，知識分子尤為其中少數。自上而下的「人民民主」故為後者恩賞約束，資產階級的「代議民主」也難免侷限參與的廣度。須知身分認同（identity）一向就是不少公民「積極參政」的動機原初 ──藉以達成「社會人」的偉岸自我，成為人物。此所以「社運」作為西方社會的日常行為，遠洋東渡，幾難免變為「社運人士」自我加冕的紅內褲。（註13）一旦民主參與更加廣泛，公民社會團體四散，這個「理事」、那個「會長」，也就一如「家長」尋常，無庸「官僚化」、「金字塔」的反客為主。同時，亦不無可望激發「生活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今天，彼等猶不時遭遇「公權力」的施虐侮辱，（註14）是故參與民主，動機充足。

審議式民主，強調公民具有理性，足以面臨多元價值、不同意見的來臨。只要兩造試圖理解彼此的意圖，共識也就呼之欲出，（註15）實踐凡此，正是民主主義落實、社會主義實施的可取道路。常人以為人民無知反對民主／民主有益人民有知，無非直指，民主優劣取決「知識」，則以「社會主義國家」妨礙知識的偉業豐功，自無立場取締民主，遑論指點「西餐昂貴」、「台菜低俗」──社會主義沒有民主，社會遲早「戈巴契夫」！

公民的陶成關乎人生觀與人格自己，藉以派生的公民社會，更關乎民主實踐的成敗良窳。是故民主屬於公民社會的一種人格，亟待關注，必須經營。民主人格的重要特徵是容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乏於此道，便無法區分群己，從而引發兩種結局：

1.拒絕他人存在以呈顯自己──無所不能的自己，不能自己的神祇。

2.無所不能無法達成，無比焦慮，讓全能王者佔領自己，投射焦慮。（註16）

──哲人王與他的蟻民，即此巍立。

總結過去，未來期許。當審議式民主調和社會人格分歧，行動的公民確保民主人格賡續，則擴大的民主參與，自為（class for itself）的普遍公民，就是我群所求、彼者所欲──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的民。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典出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全文可見網址：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50424.htm

註2：群眾有揭發、批評領導幹部的言論自由（當然有的例外）。

註3：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頁470。

註4：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論稿》（香港：新苗出版社，2003年），頁22～23。

註5：無論就「二毛」彼此，或與「三毛」並論。

註6：「什麼主義這個名稱，總是由思想上的敵對者給取的，然後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領袖死後）接收過來，自稱是某某主義者。」王凡西，前揭書，頁58。

註7：「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王凡西，前揭書，頁101。

註8：「一、新舊儒家主義，或者可以說，朱熹的孔子主義與楊昌濟的孔子主義。二、傳統的遊俠思想，特別是由水滸傳集中表現出來的劫富濟貧主義。三、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王凡西，前揭書，頁39。

註9：「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祕主義的神祕的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註10：此所以馬克思主張「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的生命表現……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個人是社會的存在物」參見如前引。

註1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註12：此係概括「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是謂「社會人」的第一階段、物理前提。語見萬斌、金利安，《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論探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18。

註13：紅色不等於搞社運的，至少自認為超人（Superman）的一定不是。

註14：近例如新黨籍台北市議員王鴻薇誣指輕小說為「色情漫畫」，香港「首富」干涉發言控訴魔鬼的神父。

註15：劉正山、蔣麗君、曾雅芬，〈自發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台灣高雄地區民眾談論政治行為初探〉，發表於「能知的公民？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11月6-7日。

註16：Chih-yu Shih, Democracy (Made in Taiwan): The "success" State as a Politic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一個憤青的反思

2010-12-03T07:28:00.003+08:00

■林子暉

五都大選炫麗落幕，不談藍綠政治要角，在紛紛擾擾的新聞畫面裡，不乏20到35歲的青年志工，身著背心賣力助選，甚至投入朱立倫與蘇貞昌等核心競選團隊。

如此積極姿態介入社會的不僅在政治領域，近年台灣的社會變遷中，逐漸醞釀著一種多元且全新的青年社會參與，如社福團體或社會運動。雖無大時代的慷慨激昂，但其中追求社會公義的具體延續，不僅是制度性的對抗，也包含人道關懷的社會行動。從長期極具感召力的青年政治參與或黨外運動，到2005年掀起的海外志工熱潮、2010年風起雲湧的環境運動，都或多或少蘊含質樸社會公義與關懷。

如何「社會公義」

個體自我實現各有所鍾無法一概而論，但在各時代的青年社會參與，社會公義與關懷扮演著根本而重要的角色。早期激烈的反叛與對抗，諸如對抗政治威權的街頭遊行，已逐漸淡出，縱使具有一定的政治衝突或賣點，如野草莓等都已衝突制度化，青年參與已無邪惡龐大的敵人可對抗，與美國60年代的反戰或台灣7、80年代的反威權運動截然不同。雖然此趨勢與民主社會的成熟有相當的關聯性，但更重要的是，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是深藏於結構中，甚至透過結構轉嫁個人，不僅形式上，也無法在實值內容上訴諸於單一價值的對抗。從2007年樂生青年運動，到2010年風起雲湧的環境運動，無數參與其中的青年都出發於質樸反抗精神，但都遭於到「反抗」二字似乎站在社會大眾的對立面、偏執的反抗公眾交通利益或經濟發展。反叛精神似乎淪落於服裝髮型上的嬉皮風，或少數政治人物的綁架中。

人道關懷如何

相較於窘迫的反抗，近年來許多正面積極的人道關懷志工與社會行動，企圖將反抗的破壞轉化為正面的成果，其中以海外人道志工在社會主流及歐美案例的推波助瀾參與人數驚人成長。行政院青輔會數據，從民國91到今年9月，從229人成長至1,448人成長近7倍，雖在台灣地區17萬青年志工人數中仍算少數，但其鼓吹的人道關懷價值與拓展世界觀帶來社會參與的宣傳效益，是令人驚嘆的。

目前台灣各級學校與民間組織，每年都有近千名青年組團，前往邊陲國家如非洲與東南亞進行志工服務，而相關青年自主團體也曾倍數成長，後續效應甚為可觀。

充滿理想與熱情的實踐足跡，雖然橫跨國界與階級，但直接遭遇到的衝突與矛盾，是利己的求得社會參與成績，或是真能對當地居民有所助益？知名的海外志工組織者賴樹盛或褚士瑩等，都在期盼青年人反思，人道式關懷是否留於浮面或粗糙的觀察？

泰緬邊境川流不息的台灣青年志工，對當地人來說似乎是遊客大過於協助者，尤其在閃動不停的單眼相機前。誠如賴樹盛於本月20日龍應台基金會青年論壇所言：「要去思考是不是有結構性的問題……才能真正協助到他們。」以邊境克倫族人直接的回饋，丟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不僅海外志工如此，很多台灣當地社會慈善團體中的青年，都在周末伴讀或照顧獨居老人後，深感自身的不足，往往追問：這是自身道德安慰，或是真正能實踐社會關懷？難道發碗粥或紀錄他們的故事，就能改變他們本身資源的不足？弱勢的貧窮與困境是難解的宿命？

只是青春浪漫？

不論是反叛或是人道關懷，似乎都不得不回答，任何參與方式若真希望對其弱勢對象有所影響，要面對的不是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的人道關懷，而是弱勢群體在整體結構性不公下的困境。

但改變結構不能只是單純的反抗，在無完整未來方案的孤離下完成；更遑論原本掌握制度與結構變革的政治權力，似乎透過意識形態操縱或空泛的社會公義口號，吸收大量充滿理想的憤青，卻在真正觸及權力結構時，僅挑選真正喜愛或適應權力操作者。多少青年懷抱熱情看一次又一次的開票，卻在政權輪替中不斷被背叛。面對結構似乎無法反抗，無法片面關心更無法貪圖權力，質樸的社會關懷，真只是一時青春的浪漫？
根治人格分裂

要想根治束之高閣的理想與現下實踐的人格分裂，是質樸社會公義與關懷之後的具體社會想像。反抗必然要提出結構改變的相對方案，才能真正有目的的反抗，也讓人道關懷不只限於片面的救贖。更重要的是，能讓這原本外在疏離的社會關懷，同時回到同於結構中的青年參與者。

以 2009無薪假風潮為例，無數的青年勞動者即可以此重新思考社會參與的方式，其所面對的勞工問題，不再只是疏離的工殤或極低薪資，而是整體雇用關係的問題。而長期的社會運動青年，更應該思考多元抗爭的可能性，讓自己所著力的社會理想不再只是個人的偏執，或偶然出現的群體激情，而是可能且必須實現的未來社會藍圖。（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從全球排名表看發展國家的前途

2010-11-19T13:47:00.001+08:00

■姚欣進

不論是近日剛結束於日本廣島舉行的APEC（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會議），或是G20（20國集團），在這全球經濟論壇中，不僅發展中國家地位與發言權有顯著提昇，而且最引人注目，不外乎中國大陸的不可忽視的影響地位。

人均產值全球排名

這鮮明的現象，似乎說明了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不再是壟斷性、集中於少數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中國家政策正確、有執行力，假以時日似也可爬上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更高的結構地位。真是如此嗎？資本主義在全球發展，難道有其普遍性與平均化傾向，而非壟斷與集中？

本文以全球各國（包括各相對獨立經濟體，如香港）的基本經濟數據，人均產值的全球排名表，稍加分類與分析，就可看出，上述疑問的確切答案了。

（註：各國人均產值全球排名表可參考http://zh.wikipedia.org/zh-tw/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表，2009年IMF的數據，計算單位為美元）

這僅是一個粗淺參考數據，學術嚴謹度還有待進一步研討，例如，這表中的某些國家數據似乎不符相對應排名次序，但這些疏誤只影響非常局部性的差異，並不妨礙本文主要論析。

根據上述的總排名表，筆者稍加分類，說明如下：（詳見附表）

五大級別的各國狀況

這張全球各國、各經濟體之基本經濟水平的排名表，已非常精準反映了當前資本主義世界，乃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結構層級體系。資本財富大量、壟斷性地集中於少數核心國之內，以致於整個經濟體之真正平均水位是非常傾斜的。後半段，尤其是最後5分之1的國家，經濟根本是到了必須援助，否則無以生存的地步！

在第一大級別的前三小級（從A+到A-），都可歸類於先進核心國，但在前兩級（即4萬美元以上，除了中東石油國外）都是從19世紀就是帝國主義的西歐各國或其衍生的國家（澳洲、美、加），以及20世紀初就崛起的北歐諸國。其中唯一的例外乃是愛爾蘭，崛起於1980年代末，1990年代迅速發展，而儕身於第一級經濟體。

第一大級別第三級（即A-，3萬～3.7萬），算是核心國的後段班，包括了最老牌資本主義帝國的英國、新加坡，以及國家財務已破產的冰島、南歐，另外，還有幾個隨時要國家財務破產:如西班牙與義大利。

南韓、台灣屬於同一級別，即第二級中段班（1.3萬～1.9萬）。顯然，這一級別與核心國層級（第一級別的前三小級）有段不小差距。第三級最低的約3萬美元，比這一級別最高的2萬美元多出50％！也就是說，這一級別表現最佳經濟體，要必目前的經濟水平再提高50％，才能擠入先進核心國的行列之中！

其次，我們看看這全球排行榜的中位數（這才是全球真正的平均水位），乃是位居第91名的安哥拉，人均產值是3,971美元，才僅及台灣人均產值1萬 6,391元的23％而已！我們可以合理評估，若以台灣目前收入水平之4分之1收入來過活，恐怕若不是非常落後經濟生活，就是根本難以溫飽，或兩者皆是（經濟生活落後、也入不敷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中位數之下、但蠻接近的是中國大陸（排名100，人均產值3,678美元），還有當年號稱是東亞四小龍的接班者之一的泰國（排名就在中位數之後一名）。

中國大陸、泰國以及中東（約旦、敘利亞）與南美（薩爾瓦多）的幾個小國，都算是逐步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可說是全球後5分之2級。總體可見，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水平都還不行。而中國近年給世人印象是「大國崛起」，也不過是掩蓋了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而菲律賓處於這後5分之2級的最後幾名，排名122，人均產值僅為1,721美元，僅約為中國大陸的一半，真令人意外！

再往下看，就更慘了。這是全球最後5分之1級，最後面的45國。請特別注意最後的 11個國家（從馬達加斯加開始），全部都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諸國！這些國家人均產值介於171到432美元之間，根本是必須依賴全球其他各國支援才能生存下去。這就是全球經濟的研究者所論的，被全球化資本完全排除在外的第四世界，沒有網絡、沒有資本、沒有生機的區域。

我們僅僅分析一下這人均產值的全球排行，就可非常明顯看出，這全球資本主義不僅是結構森嚴、層級差距鮮明，而且百多年來，這結構層級以及上下結構階層國家之間根本沒有太大、明顯變動。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層級，如核心國、半邊陲國、與邊陲國、甚至是第四世界等的明顯劃分與差距，這些數據資料與論述，都無誤地反映全球資本始終是牢牢地集中於、壟斷於少數核心國之中的。
愛爾蘭能夠複製嗎？

根據這排名表，只有一個國家例外（愛爾蘭），一個國家可以討論（南韓）。

這兩個國家在戰後、1970年代以前，都是典型的半邊陲國家（即介於落後的邊陲國家與先進國之間）。但愛爾蘭在1980年代開始發展，整個1990年代至2006年，每年約以7％經濟成長率飛躍成長，而成功地列為全球最富的前6名之一。這在歐盟諸國發展中，乃是絕無僅有。

針對客觀現實，我完全承認愛爾蘭是例外的例證，證明了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森嚴的體系裡，也有可能突破結構限制而躍登龍門。但若我們再追問，這是什麼結構因素使它成功？這成功的發展過程是否有其普遍性，可作為其他類似地位的半邊陲國家未來的借鏡？則答案是很悲觀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愛爾蘭是一個小國，人口僅有4百萬（跟台北縣人口差不多）。所以，愛爾蘭只要教育、產業政策發展得當，就很容易將全國就業人口集中於少數獲利較高的產業，而有效提昇全國經濟，與新加坡、香港幾乎如出一轍。

其次，愛爾蘭過去一直是農業生產為主，在過去百年來以製造業生產為主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要依賴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來與歐洲競爭當然吃力。到了1980年代後，資訊科技、知識產業興起、愛爾蘭首先將自己定位為英國金融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的後備軍，全力發展自己人力資源素質，並使全國教育公共化（1990年代開始免費唸到大學）。此外，愛爾蘭另一個極力發展的產業就是製藥業，並爭取各國軟體業、生技業來愛爾蘭設廠投資。

換言之，愛爾蘭是因緣際會，善於抓緊時機，在全球化、資訊業、智力勞動興起時，懂得自己的特殊角色定位，善於綜合各方有利因素（與英國同文化、工資僅及英國一半），從而將自己經濟體邁向了結構性的躍升。

縱雖如此，愛爾蘭成功發展目前正遭受最嚴苛考驗。在全球資本主義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曾經是龍頭產業的資訊業也賺錢不易。愛爾蘭的經濟成長率也開始從 1995到2000年之9.9％高峰開始一路下滑。由於它仿效英國金融市場自由開放，外債與政府赤字一路飆高，據最新數據，愛爾蘭的政府債務餘額高佔 GDP的64％，政府赤字預算達GDP的64％，失業率高達12％。目前它居然已是繼希臘之後，最易引爆的全國債務危機的國家。

就算未來愛爾蘭能渡過難關，愛爾蘭的成功也難以作為其他不同區域、不同社會條件的後進國可以仿效的。例如，即使台灣以中國大陸、大中華經濟圈為腹地（如愛爾蘭以英國、歐盟為腹地），台灣人口是愛爾蘭的6倍之多，人力素質也難以比擬（愛爾蘭大學生有27％是以科學為主修，遠高於一般先進國的12％）。

台灣即使未來大力發展文創產業，也不可吸收每年約一千萬勞動人口，又怎麼談得上轉型升級呢？
南韓已是先進國了嗎？

從近年來的全球品牌調查中，可以確認南韓的品牌已打入全球百大品牌中（大約有1到3個）。但從整體比例上來看，全球百大品牌還是不成比例的。以美國（高達 53個，全球過半品牌）、西歐與日本為絕大多數，南韓即使以2、3個品牌擠進這全球品牌俱樂部，也還是邊緣者。例如，今年的統計，居然也將中國大陸的幾家大銀行也放進這百大品牌中，而整個中國人均產值不過全球第一百名而已。可見，品牌地位排名，僅能作為該國壟斷資本在全球的表現，而非該國整體經濟水平的真正反映。

要討論的是，南韓是否以可列入先進國之一？少數能壟斷全球資本、主導全球產業結構的核心國家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已很清楚的反映在前述分析的各國人均產值之全球排行表上。

南韓人均產值為1萬7,074美元，排名38名，與上一級別最後一名的科威特之人均產值3萬1,482美元，差距為約近80％，即南韓要進入公認的先進國圈內，必須在現有經濟水平上再增加8成！

事實上，南韓能有今日還不錯的發展成績，是建立在下面幾項因素上：與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與出口製造的緊密結合、政府大舉外債、國內財團之壟斷資本集中化運作等等。即使第一個因素不變（大陸本身崛起與兩岸經貿的整合都會對南韓角色發生衝擊），南韓外債目前已高達3百億美元，隨時是一個未爆彈，以及南韓大企業雖在全球品牌上大有斬獲，但其利潤率也是不斷下滑，毛利越來越微薄。

整體來說，南韓不僅與先進國水平還有一段距離，而且要保住目前結構地位都還是岌岌可危。

總結而言，資本主義發展到今日，其全球結構運作是非常鮮明的、障礙壁壘是非常嚴酷的。百年來，我們只見到有一個當年半邊陲國擠入了先進國之中（愛爾蘭），而當年最落後的邊陲國，至今沒有一個可以成功的往上爬，反而卻是每況愈下（如菲律賓）。不然，就是有局部改善、但還是沒有結構性地轉型成功、跨入先進國行列中（如南韓、台灣）。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教師工會的時代使命下

2010-11-05T11:47:00.001+08:00

■任懷鳴

《工會法》終於開放教師組織工會，教師組織即將邁入新紀元。或許，有些民眾至今對教師組工會仍充滿疑慮，也或許部分教師對組工會仍心懷抗拒；但不論如何，歷史的腳步並不等人，教師組工會終將成為事實！

事實上，國內許多關心工會發展的人，對教師組工會充滿了期待，因為這無疑替日漸消沈的台灣工會，注入一股活水。未來，儘管受限於法令、制度、資源、及社會文化等等外在條件，使得教師工會的發展仍充滿挑戰；但教師工會最終能否創造新局，卻應看教師組織內部的視野與企圖心。

本文的上篇曾指出，教師工會高度的組織率與自主性，將使欲振乏力的台灣自主工會，補充新生的力量；而教師工會的專業互動模式與教師本身的神聖形象，更將對社會產生示範或教化的效果，使台灣的工會全面發展，獲得正面的滋養。未來，只要教師工會能積極有效的運作，這些理想都將逐一實現。

但面對社會當前的困境，站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台灣的教師工會應該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使命。
培育真正公民邁向公民社會

蔡志杰在總結台灣自主工運的發展史時，曾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台灣的自主工會本來就是指不受官方或資方控制而言、無關路線問題，現在，如果工會自願接受勞動條件的退讓，那到底還算不算自主呢？」

蔡志杰認為，目前台灣絕大多數工會幾乎都是所謂「經濟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形態的保守工會。相對於國外一些進步的工運團體，這些「經濟工會主義」工會只從事意義較狹隘的抗爭，例如：1.他們只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內進行經濟鬥爭，不想從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2.他們常常是福利或服務取向，向資方訴求時，爭取的也是較短期的利益（例如調薪），而忽略根本性的勞動條件（例如退休制度）與集體意識；3.他們認同「勞資利益一體」，於是會配合資方進行生產效率的提升；4.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甚至不惜犧牲其他工人（例如非正規職、少數民族、女性、新移民、外勞）的利益。

至於蔡所殷殷期待的自主工運，其行動的特質則是「伴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其他社運一起成長，廣泛結合社會中其他進步運動互相奧援，以建立屬於被剝削階級自身的政治勢力」的所謂「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s Unionism）」。（註1）

事實上，包括勞工運動在內，目前台灣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已面臨到發展的瓶頸；許多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有識之士，也在潛心思考該如何踏出下一步。

最近，一本由學運世代集體創作的新書《秩序繽紛的年代～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左岸文化，2010），分別從各個社運領域檢視過去20年台灣社會的發展軌跡。於是我們發現，不論是憲改、政改、司改、教改、媒改、環運、工運、婦運等等這些傳統社會運動，除了婦運之外，目前都呈現或深或淺的困頓狀態；而這20 年來巨大的社會變遷，新興的社會問題也替台灣派生出新興的社會運動，例如新移民、金融改革、農村再造、兩岸關係等等問題，也正來勢洶洶的衝擊著台灣社會。

然而，正如許多關切台灣社運發展的朋友一樣，發起撰寫本書的幾位核心作者，也問了一個同樣的問題：「台灣的社運，最近10年是否真的保守化了？保守性與『威權復辟』是否掩蓋、抹煞了令人珍惜的公民社會成果呢？」

幾位作者分別從工會運動、婦女運動及教改運動作檢視發現：除了婦運「懂得掌握國內外政治環境變遷的機會，懂得軟化國家官僚體制的硬殻，……從體制外，引導到影響體制內進步立法的過程，……」其它社運部門則的確狀況不佳。勞工運動僅管活躍的組織不絕如縷，但工運主體的「工會運動」卻因為地盤化與分裂而趨於薄弱，顯見台灣仍是一個「缺乏強悍階級行動」的社會；而教改運動則更加悲慘，不但走入保守路線，甚至浮現反動潮流，顯見台灣還必須經歷一次「真正的啟蒙運動」。

雖然，作者們最終並沒有回答他們自己提的問題，但若以全書念茲在茲的「深化民主」、「普遍人權」或「公民社會」為指標，則答案便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台灣的進步社運顯然還有一大段路途要走。

社會學者李丁讚的結論顯然比較明確。他在這篇名為〈社運與民主〉的文章中指出，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根本困境，即「社運的政治化」：一方面，台灣早期社會運動受到政治人物的操控，使得社運朝向大型化、中心化、媒體化的方向發展，基層民眾也就變成只是一個「被動員的對象」，本身並沒有主體性，以致組織扎根不足；另一方面，社運組織內部也不夠民主，組織領導者一向以「領袖」自居，使得基層成員缺乏充分的學習成長。而正是這種「社運的政治化」，使得台灣過去主流的社會運動陷入一種「操弄－弱智」的惡性循環中。

至於發展於1990年代的「社造運動」固然揭櫫「社區主體、公民意識」的目標，但由於所操作的社區公共事務爭議性很低，對個人價值衝擊不大，很難引導社區居民對這個世界產生批判性的認識，並進而激發出「改變既有支配關係」的動能；甚至，在「文化產業化」的潮流下，這些原本以「公民社會」為理想的社區，最後竟淪為資本邏輯的競逐者。

唯一受到作者讚許的，則是「性／別人權運動」和「新移民運動」這兩個新社會運動，因為這運動「從建立參與者的主體性開始，讓這些人能批判的認識到自身與周圍環境的支配關係，並願意透過集體的力量來超克」。於是，作者立場鮮明地作出結論：「沒有民主的社運，其實是一種反社運。」（註2）

李丁讚在分析「社造運動」的許多社團或文史工作室為什麼缺乏「公民社會的自主性」時指出，「台灣因為各種歷史結構性因素，包括家庭、學校、工作場所等各種社會關係都尚未平等化，社會生活還充滿權威、甚至壓迫等，使得各種公民德行與能力遲遲未能誕生。……當絕大部分的社區居民連個人的主體性都沒有建立，連個人認同都很模糊不清時，馬上就要進入社區層面的操作，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簡單的說，他認為台灣社會「還沒有生產出真正的公民」，而「沒有公民的社會又怎麼能創造出公民社會呢？」（註3）

學者趙剛也有類似的結論。他在〈工運與民主〉的文章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認識：工運的終極目的在於追求工人的解放，如果放棄這個理想，工運將成為商品化和官僚化的附庸，最後甚至連工運的經濟性訴求都可能不保。

於是他指出：「工會運動如果要和民主運動產生關連的話，那麼它必須首先民主化那深植於父權傳統、人情與習慣的工人非正式網絡。」然而，趙也體認到這個「文化的改造」並無法在工會或工運本身完成，它必須在整體社會層次，包括：教育、法律、媒體等面向作全方位的變革。（註4）

於是，我們終於體認到：教育作為「培養具有主體意識及民主素養的真正公民」的角色，是自主社運、乃至於建造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環節！而未來，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勇敢的承擔起這個重要使命，促成台灣的教師深刻的體認「公民教育」的真諦，並重新檢視現行學校教育中「公民教育課程」的內涵，進而予以批判和改造。
認清政經結構反轉文化霸權

然而，就像馬克思所說：「環境是由人改變的，而教育者本身也一定是受教育者。（註5）」教師在教育學生成為真正公民的同時，自己也必須自我教育成為一位真正的公民。而未來，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提供教師這種自我教育的機會；其中，「認識造成社會不公的政治經濟結構」便是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而「認識與實踐」的反復過程，則是教師自我教育的重要方法。

1920年代，台灣曾爆發過一場重要的左派運動，其中，以「爭取農民生存權、平等權」為宗旨的農民運動則是關鍵的一支。這個稱為「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在全盛時期，曾擁有全島27個支部、會員2萬4千人，不但對當時殖民政府造成極大的衝擊，更替後來的左派運動，建立一個堅韌、難以摧毀的基層組織。而這個運動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簡吉，正是一位小學老師。

這位出身農村的青年教師，因為發現學校裡「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已經疲累得無力上課，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根本無法來上課。……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面黃肌瘦的孩子，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讓簡吉毅然放棄令人稱羨的教職、投身運動。

而在一次逮捕後的審判中，簡吉作出這樣的自白：「我在村庄作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讀，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卻是月俸盗賊！」（註6）這是一位教師的覺醒與絕決！

簡吉雖然終於走向革命的不歸路，而時代也沒有給這位先行者應有的回報（簡吉在日治後期坐監10年，台灣光復後也因為政治扭曲，成為228受難者），但他的行止卻為後世樹立了不朽的典範。簡吉對當代教師或教師組織最大的啟示就是：教育工作是有一個終極使命的，那就是：「將人們從各種壓迫中解放，使每個人都獲得自由、平等及充分發展。」而教育工作者便應該認識「阻礙這個使命的困境」，並設法將其破除。

日本最大的教師工會「日本教職員組合（簡稱日教組，JTU）」便有這個體認。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教組，其成立宣言是這麼說的：「我們承諾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建立新的民主秩序及新的日本文化……。現在，透過50萬名教師的彼此結合，我們將尋求合理的改善教師待遇，並提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我們也保證：努力建設豐富與民主的教育和文化，消除所有留在我們國家的惡劣條件，並廣泛與全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農民團結在一起。」（註7）

晚近，不論在「參拜靖國神社」及「中學歷史教科書」等「反軍國主義」議題上，日教組都站在堅定的左派立場，發揮強大的輿論力量；2009年日本大選，日教組直屬的左派政團日政連，更贏得2席衆議員及7席參議員（註8），不但顯示日教組長期的理念宣揚，發揮了一定的教育效果，也顯示左派的公平正義思想，的確切中當今日本的社會問題。

大家或許不相信，日本的貧窮率在亞太經合組織（OECD）國家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一書中便明白指出：自1985年開始，由全球化效應所發展的「新經濟」，造成日本（及世界各國）社會的「所得階層兩極化」以及「中產階級的崩潰」。

一本由日本「反貧困運動」領袖湯淺誠所寫的新書《反貧困》（蕭秋梅譯，早安財經，2010）當中，我們看到那對可憐的年輕新田夫婦，他們願意工作，但低薪的工作卻讓他們付不起房租，於是他們住進平價旅館、網咖、甚至流落街頭……；我們看到那位53歲的遊民，因為始終找不到願意雇用他的工作，再度偷神社的香油錢150日圓而被捕……；我們也看到那位54歲的京都市男子，因為長期失業，加上無力照顧失智的母親，竟親手殺死自己86歲的老母，然後自殺……。作者告訴我們，這些絕對不是個案。

台灣也好不到哪裡去。今年4月19日台灣立報的社論是這麼描述的：「2009年全台平均薪資倒退到13年前的水準；超過一百萬的派遣、臨時工領著不到正職一半的薪水；有83萬6千人對求職絕望而賦閒在家；高中職以上學生每3人就有一人背負助學貸款，一畢業動輒負債數十萬；截至今（2010）年，還有10萬3千名『過期』大專畢業生尚未找到工作；偏遠地區弱勢兒童有40％無法天天吃早餐，20％要好幾天才能吃到一頓晚飯；就連首善之區台北市，48.73％的10歲以下的兒童，因父母忙於賺錢且付不起托育、安親費用，下課後只能一個人獨處家中或流落街頭。」

於是我們看到，那位住在嘉義、因為職災失業的父親，因不忍女兒每天徒步10公里上學，竟到鄰近學校偷腳踏車送給女兒……（註9）。4天後的新聞則是：患有輕度智障的47歲男子，為了在春節買豐盛的菜飯給82歲的老父享用，三度竊取清潔隊的廢電池……（註10）。而諷刺的是，在同一天同一份報紙的「時尚版」（其實每天都有），介紹了影視名人身上的行頭，例如其中一位的是：一件8萬多元的洋裝、一雙3萬多元的高跟鞋、及一雙3,500元的絲襪。

如果社會這麼不公平，人們為什麼還不覺醒？為什麼不要求政府改善？甚至，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不投票給主張社會公平的人，並唾棄那些搞金權政治的政黨？青年政治學者張鐵志便悲憤的說：「過去20年，台灣人民辛苦地追尋民主的解放，但得到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一個被市場力量穿透的政治領域、以及一套無法有效規範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的虛弱民主。（註11）」於是，如何解構這個由「資本主義政商複合體」所創造的「文化霸權」，便成為台灣下個階段社會運動的最大挑戰。

那麼，教師工會可做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掌握教師的特殊位置，發揮思想教育的功能，為社會改造做準備！

羅德水3年前的文章已有建議：「改造台灣總體社會體質與國民認知，不僅有賴在政黨政治中注入左的元素，也需要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學過程中引領孩子看待問題的視野與角度，……教師更有必要在教學以及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反思學校教育與經濟、權力的關係，反省主流社會或優勢階級的意識型態，是如何透過學校教育、透過教師傳達給學生？」

他又說：「教師是台灣社會素質最為整齊的專業社群之一，光是公立中小學的教師就有20萬人之多，教師在學校服務，卻與社區鄰里緊密相連，在許多邊遠的山、海村落，教師甚至就是鄉里的意見領袖，……教師應走出校園，走入社區，除了關心自身權益與教育議題，更應以實際行動關懷弱勢族群、城鄉落差與環保議題，實現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責任。」（註12）

如何能夠做到？這便是當前教師工會最重要的時代使命！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蔡志杰，〈談台灣工運的內部障礙〉，http://www.tpwu.org.tw/periodical/356/1301.htm。

註2：李丁讚（2007），〈社運與民主〉，《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頁85～118，台北：聯經。

註3：同註2。

註4：趙剛（2010），〈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工人開基祖：台社勞工研究讀本08》，頁261～29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註5：馬克思（184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註6：楊渡（2009），《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

註7：摘自日教組英文網站 http://www.jtu-net.or.jp/english/birth.html。

註8：林斌（2009），〈教師工會與教師工作條件：教師必須面對的真相〉，發表於「全國高中職校務研討會」。

註9：〈不忍徒步上學，貧父為女偷車〉，《中國時報》，2010年9月10日。

註10：〈怕父挨餓拾荒誤觸法，孝感動警〉，《中國時報》，2010年9月14日。

註11：張鐵志（2007），〈台灣新民主的詛咒？－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頁141～162，台北：聯經。

註12：羅德水（2007），〈翻轉軸線，教師責無旁貸〉，《台灣立報》，2007年4月25日。

教師工會的時代使命上

2010-10-22T08:17:00.001+08:00

■任懷鳴

今（2010）年5月22日，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舉辦「第三屆勞工研究研討會」，全教會文宣部主任羅德水在會中發表一篇名為〈教師工會的實踐與挑戰〉的論文。

羅在文中指出：「……在立法院於（民國）98年3月31日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之後，法制上對教師工會之解禁已可預見，惟觀察內外情勢，各種反對教師工會的力量，仍力圖負隅頑抗，從而延遲了教師工會的組織進程。」而在教師工會將面臨諸多挑戰的未來，羅語重心長的問了一句：「台灣的教師做好準備了嗎？」

9天之後，《工會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閃電通過，桎梏80年的「教師組工會」轟然解禁！
羅作為全國教師會的高層幹部，他的「大哉問」固然有著對內警惕的苦心；但作為教師工會的長期推動者及策略擘劃者，羅的提問卻顯得太「欲言又止」了！還記得2005年3月，在連續3年的「928街頭行動」，皆未能獲得「開放教師組工會」的具體成果之後，全教會籌組了「工會推動小組」，並著手研擬《推動工會行動策略》，最後則提出「未來修法遊說應以《工會法》為主、《教師法》為輔，並在3年內完成『教師組織工會』或『教師會工會化』」的行動綱領。當時，這份行動策略的草擬者，正是甫由全教會政策部主任卸任的羅德水。

透過這份行動策略，直接促成了當年的「五一工教聯合大遊行」，開啟了「教師組織參與工運」的先河，更樹立了「教師作為勞動者的身分認同」的里程碑。

多年來，羅在「工會主義」和「專業主義」上的論述，為教師組織的發展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在這個新的歷史轉折，教師組織該何去何從，羅的「欲言又止」畢竟令人惋惜。為了感念這位益友過去對筆者的啟發，在「責備賢者」之後，只得拋出個人意見，盼能獲得進一步的討論。

突破自主工會困境，重振工運隊伍

就個人粗淺的理解，這次《工會法》修正的最大意義，除了解除教師工會的禁令，也在於突破長期以來場廠工會的發展侷限，給台灣逐漸消沈的自主工運，提供一線生機。

5 月22日「第三屆勞工研究研討會」當天，另一位論文發表人姚欣進總結台灣工會目前發展的「慘況」指出：「扣除類似官方保險代辦機構職業工會會員數後，每百位受雇者中，只有6.8人是產業工會會員；每百家企業中，不到4家有工會；也就是說，將現有產業工會會員數除以總受僱及自雇勞動人口，台灣的有效工會組織率不到7％！而且，台灣產業工會的組織率已經連續18年下降，僱用30人以上的企業中，在1989年有31％勞工是工會會員，到現在，只剩下18％而已。這些18％工會中，多數是公司經營穩定的狀態，而且集中在製造業與公營事業。事實上，做為台灣總體經濟龍頭產業的資訊科技業的竹科、南科園區企業，居然沒有一家工會。此外，產值已達總產值70％的服務業，其就業人口已高達總就業人口之58.9％，而有高達約600萬受僱勞工，但除了金融服務業外，其工會的組織率也趨近於零！」（註1）

5月22日當天，另一位發表人倪世傑則發出進一步的悲嘆：「……勞工入會率的下降也並非台灣特有的現象。自 1980年代起歐美各國的勞工入會率因後工業化等因素同樣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差別在於面對入會率下降歐美國家的工會運動不是開始想辦法鞏固既有的工會組織，希望既有的基礎不致於繼續崩壞，或是展開組織未組織勞工（organize the unorganized），開闢出一批新的工會會員以增加會員組織率，……但如同之前所提到的，台灣勞工入會率與工會家數仍不斷下挫，組織基盤迅速流失，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台灣的工會在當前自由化的大環境下如何自處？工會的力量能否成為突破當前自由化、彈性化的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擴展基盤的組織工作為何總是工運人士或學者念茲在茲之所在，而在現實上積極謀求勞資伙伴關係反倒是工會的常態？」（註2）

持平而言，台灣工會的不振固然肇因於全球化造成台灣劇烈的產業變遷（如：產業外移、非典型雇用），但更多的結論則指向「工會組織制度的陷阱」以及「工運遺產的包袱」。

蔡志杰便把場廠工會的問題分析得很清楚：「……以場廠為工會組織範圍的作法有相當多侷限，例如：a.會員人數少、力量小；b.工會領袖無法持續組織工作：因為工會組織是以場廠為界線，所以像曾茂興、羅美文及王耀梓這些工會領袖，一旦被公司開除之後便喪失會員資格、也不好直接涉入其他工會的運作，於是就喪失了不少持續組織工作的舞台；c.因為以場廠為組織範圍，工會便容易陷入場廠意識或公司意識。例如，許多公司會把旗下工廠歸入不同事業部，各自事業部為獨立的營運中心、自負營虧，如果工會也是以場廠利益為思考，那賺錢部門的工會為了守住自身的利益，可能就會不去協助賠錢部門的工會、甚至贊成裁減賠錢部門的勞工，形成勞工間的自相殘殺；……」（註3）

至於台灣自主化程度較高的全國級工會聯合會、產業別工會聯合會以及地區型工會聯合會又如何呢？

根據倪世傑的分析：在晚近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聯合工會利用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矛盾，以「操作政治槓桿」的方式，用極低的成本取得一定的政治成果，包括：勞動法令的改善、取得組織的合法地位及事業單位的決策參與權、甚至分享政治權力（即使是象徵性的席次）等等。但也因為太熟稔政治槓桿的操作，這些以泛公營事業單位為主幹的聯合工會幹部，對於基層組織工作反而顯得興趣缺缺。而這些「在立法院、總統府、行政院忙碌穿梭的那群桌上談判者」，由於受到民主化運動所累積「革命情感」的羈絆，一旦「好朋友政黨」在某些議題上與工會立場相左，他們便顯得進退失據。（註4）

如今，《工會法》終於全面翻修；而修正後的《工會法》的確提供了工會一個較為寬闊的發展空間。或許，未來新興的「跨場廠」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可以因此突破過去工會發展的困境。但新興工會的發動力量在哪裡？教師工會作為工會的新兵，在此歷史轉折過程中，又能扮演什麼角色呢？

前引蔡志杰的文章中便曾提出建議：在新《工會法》的空間下，可由三方面來發動籌組「能擋得住資方壓力的能力，並產生一定的跨場廠集體爭議的效果」的新興自主工會，包括：「1.由公營事業工會來發動，2.由產業別聯合會來發動，以及3.由地區性的產業委員會開始。」筆者對蔡的建議當然樂觀其成，但根據論者分析上述三者的組織結構困境，卻不免令人擔心其實現的難度。而筆者認為，教師工會或許可以成為一支突圍的勁旅。

教師工會人數突破的可能性

目前，全國教師會共有 25個縣市教師會會員、2,150所學校教師會會員，個人會員總數近10萬人，約佔全體教師的5成；以教師會「無強制入會、無法定會務假」而能有此規模，可見教師會組織之主觀動能。相信未來，不論轉型成教師職業工會或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其規模至少應可維持現況；若將來透過團體協約的簽訂，再加上《團體協約法》提供的「防止搭便車條款」，教師工會的規模可望更加提升。

若進一步分析教師會未入會的成員，除了部分搭便車者之外，主要是入會風險較高的私校教師、以及遍佈偏遠地區那些「不足30人」的小校教師。但未來，地方教師工會（甚至全國教師工會）可依法與個別私校議約，「上駟對下駟」的結果，除了化解私校教師的壓力，議約成功機率也可望大幅增加；而以過去全國教師會協助私校教師的紀錄看來，未來教師工會在爭取入會率較低的私校教師族群，應該有高度的誠意。

至於小校的問題，新《工會法》已破除《教師法》中「三級教師會」的限制，未來不論大小校的教師，都可以個人會員身分加入地方教師工會。此外，包括代理、代課教師、甚至學校職員工等等這些未被組織的對象，由於這些人與正職教師並無根本的矛盾，未來的教師工會應該都有爭取的興趣。果真如此，則工會隊伍將因教師工會的成立，立刻在數量上明顯成長。

教師團體的政治性格與自主性

此外，從教師會的政治性格看：由1980年代教師人權運動衝撞體制產生的教師會，先天上即具備「反抗統治者」的特質。台灣在威權時代，為了遂行思想教育，校園一直受到國家的高度控制；僅管教師有教育會（解嚴前唯一合法的教育團體）可以參加，但教育會的主導權一向由教育行政主管把持，教師的權利並未受到重視；事實上，「協助政府推行教育政令」根本就明定在當時教育會的宗旨中（註5）。於是，僅管1985年修正《教育會法》，增加「謀求教育人員福利」的功能，1987年成立的全國教育會也設置調處校園紛爭的「仲裁委員會」，但仍無法化解基層教師的強烈不滿。

1987年8月23日，教師人權促進會（教權會）正式成立，其宗旨就在「維護教師的工作權」，訴求中更明列了「開放教師組工會」，具體象徵了基層教師對統治者的反抗。然而，《教師法》遲至1995年才完成立法，屬於妥協產物的「教師會體制」終於成形，都再再證明了國家對教師工會的恐懼與排斥。

過去這15年來，教師會不但未取得一般工會所享有的法定會務假，更未如工會團體受邀分享政黨的政治權力；2002年的教師大遊行，顯示教師會的確是一個尚未被政治收編的自主力量。未來，這股力量進入工會系統，相信對自主工會的發展將有所助益。

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教師的「職業生態」可能有助於教師工會的團結。趙剛從1988～89遠化罷工的案例分析指出：「工會社會網路的零碎化與去中心化特質妨礙了工人進行整廠層次動員。」在說明遠化的技術工為什麼未如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在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提到「工匠與技術工人在勞工抗議行動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時，趙剛引用二位學者的解釋指出：「……但不管那些正式結構，真正的情形是，在19世紀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就是技術工人。他們往往是立基於工作經驗上的非正式組織的成員……根據他們的技術，他建立了龐大的友誼網絡與社會關係……抗爭是需要這些既定的非正式關係體係而有效的動員起來。」因此趙剛說：「是社會關係，而非實質的技術，使得技術工比非技術工要來得更激進。」（註6）

筆者認為，教師這個行業非常有機會成為「根據他們的技術，建立龐大的友誼網絡與社會關係」的一個族群。事實上，日本最大的教師組織「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教組）就是一個典範。

在日教組官方網站可以看到如下的簡介：「……你會驚訝的看到組織結構圖中各式各樣支撐學校的專業人士。每年夏天，各個領域專業教師會舉辦各自的年會，討論如何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各級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學校是建立在各種不同類別人員的貢獻上。所有在學校工作的人都應該認知：他們的工作是由許多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才能發揮功能。這是因為：教育工作的對象是人類，教育正是他們的希望泉源。」（註7）

自從大法官308號解釋確認「公教分途」，1995年《教師法》明定「教師專業自主」，台灣的中小學教師終於取得自主發展專業的空間；2000年前後進行的課程與教材的改革（校本課程、自選或自編教材），則全面帶動了中小學教師專業的極積性。10多年來，不論有心或無意，台灣促成一大群具有專業對話能力的基層教師。未來，台灣的教師工會若能善用這項基礎，充分激發「專業的認同」，則團結的力量將不可限量。
教師組工會對工會發展的影響

最後，筆者要鄭重指出：「教師形象」對於工會的成長，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歐洲許多國家，一般民眾大多肯定工會對職場的重要性，對工會罷工也採取較包容的態度。但在台灣社會，不少人具有「黑手變頭家」的心態，加上媒體對企業家的大力吹捧，使得一般人對工會採取較負面的態度，工會的集體罷工更被視為毒蛇猛獸。台灣工會不振，和這種社會心理不無關係。於是，當與「天、地、君、親」地位相當的教師要組工會了，一般人內心的震撼是可以想見的。

但也正因為如此，教師工會真的組成之後，它對社會的教化效果將更加巨大。正如筆者之前的分析，這次《工會法》的修正，其實是出自執政者的主動（為落實《兩公約》）；因此，它所造成「政治正確」的氣氛，將有助於扭轉國人的心態。

未來，教師工會便應該善用這個政治氣氛，不但要努力化解民眾對教師工會的疑慮，更要教育一般教師認同工會組織。當台灣民眾逐漸應驗了對教師工會的正面期待，就像陳之華女士介紹芬蘭的教師工會那樣「不僅代表了各類型教職人員出面協商，也向聘雇的一方負責確保其工會會員的品質」（註8），則人們便可以心悅誠服的接納「教師組工會」。更重要的是，當愈來愈多老師都是工會的成員，那股「教師的教化力量」將促使人們對其他行業的工會，也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甚至對尚未加入工會的勞工也產生鼓舞的效果。

（下期續，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姚欣進（2010），〈台灣工運政治化的未來～以基本工資抗爭為例〉。

註2：倪世傑（2010），〈論台灣工會運動的發展與停滯〉。

註3：蔡志杰，〈談台灣工運的內部障礙〉，http://www.tpwu.org.tw/periodical/356/1301.htm。

註4：同註2。

註5：何明修（2006），〈重構國家與教師的關係：朝向統合主義的利益組織中介〉，《研究台灣》，創刊號，頁5～57。

註6：趙剛（2010），〈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工人開基祖：台社勞工研究讀本08》，頁261～29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註7：資料來源：日教組英文版官網http://www.jtu-net.or.jp/english/birth.html，任懷鳴譯。

註8：陳之華（2010），《成就每一個孩子：從芬蘭到台北，陳之華的教育觀察筆記》，台北：天下雜誌。

職棒回春的疑問

2010-10-08T09:47:00.000+08:00

■林子暉

2010年9月26日，兄弟象經歷2009年黑象事件的低迷，在職棒21年下半季靠著三代象年輕球員與外籍投手的奮戰表現，令人驚豔的奪下下半季冠軍，確定晉級職棒21年中華職棒冠軍戰。

2009年，高達18名兄弟象成員涉及假球案，其中包含總教練中込伸及曹錦輝、陳致遠與廖于誠等主力球員，皆被球團開除。在解散邊緣的兄弟象，隔年下半季打出如此佳績，不由得被連結為中華職棒重生的象徵。在各大體育台激勵人心的配樂與張力十足的畫面裡，似乎徹底擺脫去年沉痛的簽賭創傷。但事情真的落幕了？

滿場的封王戰球迷是台灣棒球重振的契機？簽賭市場龐大的利益會隨著雨刷集團的輕判而有所止步？中華職棒長期由少數球團把持所造成的制度不彰就此克服？想必如筆者一般，一連串模糊卻反覆出現的疑問，也曾反覆出現在無數球迷與關注者的腦海……。

不停感動

2009年的簽賭事件爆發後，各界嘩然，又再度由有關當局召開棒球國是會議，場外也有球迷發起遊行，雖草草了事，但仍提出幾項重大制度變革，如檢、警、調責任分區與自由球員制，甚至球員最低薪資。在整體制度上不能說毫無對策，而執行細節與把關就有待相關單位的落實。似乎一切都塵埃落定，中職順理成章的推出許多喚回球迷的行銷方式，如「千、錘、百、鍊」標語以各明星球員締造新紀錄吸引球迷目光，而傳統人氣隊伍兄弟象的逆轉奇蹟，更是不遺餘力的宣傳。

筆者身為中職的長期球迷，雖投入不深，不過這樣的感動似乎已經歷數次，從早期的黑鷹事件，到2001年世界盃棒球賽喚回棒球熱情，到去年米迪亞事件，到冠軍賽的象獅大戰，猶如洗三溫暖，不停感動但也不停失望。

對台灣棒球運動感性的訴求早已無法、甚至不再應該被重複利用，造成的僅僅只是反覆出現的簽賭事件，與棒球運動的瓶頸，不僅如宿命般消耗台灣脆弱的社會支持基礎，更矇蔽公民社會正視棒球發展進而建立公民討論的實質改變。

要真正揭開台灣棒球的宿命，似乎就不能僅僅著眼於當下發生的個案，應該徹頭徹尾翻開中華職棒的歷史，才能釐清病因！

釐清問題

2009年假球案中，檢察官的起訴書三番兩次嚴詞批評陳致遠、曹錦輝等球員色慾薰心，許多評論家也反覆陳述球員品德教育的重要，主張從基層棒球教育就需著力禮貌與自律教育。但諷刺的是，據相關案件調查的檢察官所言，簽賭集團早在基層中小學棒球就開始與小球員們接觸，利用聚餐或紅包等實質利益建立起人情關係，甚至債務關係。面對基層棒球的資源貧瘠，許多清寒棒球子弟早被緊緊束縛，更遑論踏入職業棒壇後面對運動生命的短暫與風險，簽賭早已必然。

那須要什麼樣貌的制度變革才能根治？2009年棒球國是會議，球團老闆與少數球員代表出席，幾位政府高層丟出幾項耳語許久的制度變革，如自由球員制與檢警責任區分。

若從字面詮釋，似乎暨透過被動的檢警看守，又主動的調整球員薪資結構，雙管齊下，似乎可以根治病入膏肓的台灣棒球。但在此不禁要質疑：為什麼早在1996年爆發黑鷹事件，或更早的味全龍與三商虎，直到米迪亞，都未能逐步凝聚如此共識，而放任簽賭集團不斷以更細緻的手法，選擇門戶開放的球團上下齊手？其根本必定在整個制度的應變與變革能力的低弱，而其低弱的根本因素有二：市場的壟斷性，與球員工會的衰弱。

小圈圈的利益遊戲

台灣雖標榜為棒球王國，但中華職棒從早年最高7支球團、2003年合併那魯灣聯盟，到現下僅剩4支球隊，遑論與美日大國相比，僅相較於韓國職棒從6支球隊成長到8支、棒球人口持續成長，顯得格外疲弱與孤立。縱使早期透過國族主義支持而起的少棒風潮，但台灣棒球一值侷限於少數人的參與，如偏遠地區小學或少數標榜運動專業的學校。

除導因於客觀資源稀少外，體委會一年僅編列數億預算給全國體育教育，固然無法支持棒球人口的成長；現有職棒隊伍也都著眼於球團背後母企業是否能盡速回收利益，而無益著眼於職棒二軍或次級聯盟的建立，私人資本所支持的球隊必然以能回收的利潤為根本導向。

長期自我設限的結果，職棒流於小圈圈的競賽，次級實力互相比較進而瓜分有限的觀賽人口。導致的是不需透過更長期的培訓養成人才，而任體育天才自行發展，在適時能收購到便宜又好用的運動明星，諸如彭政閔、張泰山等，畢竟這是想看本地球賽球迷唯一的選擇。對於簽賭集團而言，一個小型的競技場或鬥雞場，更是易於掌控非法資金流動或選擇標的物。

漫長21年裡，雖然台灣一度區分出兩個聯盟，但其治標不治本，有限的資源是無法供給兩個聯盟競逐門票與相關利潤，也因此短短兩年就以合併告終。在市場利潤與變相壟斷下，對於數個球團而言，制度變革是既沒有客觀因素也無主觀意願的。

以此推論，縱使早就預見制度本身的簽賭的宿命，甚至球員在眼皮底下帶酒店小姐出入宿舍，都只是適應當下結構的最好方式，何苦去觸動市場壟斷的平衡？兄弟象林易增前總教練與蔡豐安涉案卻僅被球團私下開除，就是明顯例證。而此種壟斷是可以透過少數球團老闆在無其他公民團體的監督下，建立產業「卡特爾」牢牢掌握。

自由球員沒有自由

在產業卡特爾壟斷下的職棒，不僅是身為消費者的球迷無法選擇，為其服務的球員們也處在勞力市場的必然壟斷，從早期的讓渡制就可見端倪。但自2009年棒球國是會議後提出最低薪資與自由球員制，是否能真正改變勞資雙方的不平等，讓球員在主客觀條件上都可盡情發揮專業能力？

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所謂自由球員的議價空間，需建立在團體協商力量上，無群體支持，球員個體是很難面對球團資方的，遑論非明星的低薪球員很自然產生所謂妥協心態。縱使是美國大聯盟，在近年工資協商上都要發動相當球員支持來進行，更何況台灣現有棒球環境不僅僅需要高薪的空間，更重要是球員普遍爭取薪資的權利。

以2009年棒球國是會議所協商出的7萬最低薪資，固然有多所改進，但無非是在親資方的會議上的成果，而長期積弱不振的球員工會更無從至喙。

台灣職棒球員工會與台灣其他產業之工會有異曲同工之妙，皆在客觀產業環境不良下，訴諸勞動者本身的委曲求全，進而壓低勞動權益意識，興農球員葉君璋身任球員工會理事長幾乎遭到讓渡制的毒手，可以斷言此事不論是否直接相關，必定產生一定的威嚇效應。

球員工會的衰弱，不僅直接造成除少數明星球員或遠走他鄉的棒球天才，普遍球員皆須面對薪資協商的窘境，甚至職業運動傷害很容易提供球團在無任何補償狀況下開除球員的理由，潛在運動傷害的風險更加提升。

未來不在職棒

更進一步以此假球事件為例，球員面對未定的司法判決，都在制度未明、工會未能加以制衡下，任由領隊或球團老闆宰割，決定去留。

誠如上述所論，職棒限於企業的利潤邏輯與勞力壟斷，必然無法根本的處理薪資與市場結構，而立基於其上的情感訴求與行銷方式，僅能一次又一次消耗公民支持的基礎，甚至在短暫增長棒球人口浮現後，吸引更多狼虎透過地下市場瓜分，其效益絕非發發運動彩券可以與之抗衡，更不用說司法功能僅消炎不治病根的侷限。因此台灣如何對抗平均薪資高達1百倍的美國大聯盟、對抗棒球人口遠高於台灣的韓日，答案必然是跳出市場邏輯，改以社區經營與公民參與的方式累積台灣的棒球實力。

社區經營與公民參與並不抽象，以2009年棒球國是會議所應用的資源，諸如企業租稅優惠與企業認養球團，改應用在中小學棒球教育預算與強制企業提撥社會責任基金認養區域球隊，甚至體育公共化，透過國家稅制的分配，進而設立區域棒球聯盟。其中所需的經費，都遠低於供養高薪職棒球員與保養大而空盪的球場，或籌辦號召力日見疲乏的國際大賽。

透過社區經營的球隊，可以進一步提供中小學棒球教育資源連結，不只是讓小朋友們看看大明星，而是直接在技術與經驗傳授上緊密相連。如此構想，從蔣智聰等因假球案退役球員意外到偏遠地區成立少棒隊，可清晰印證。

體育的公民參與，所提供的不是表象的經濟效益，而是台灣社區多元文化與公民互動的深遠社會效益。台灣可以不再仰望遠在他鄉的王建民，而是在社區的球場裡擁有更多拚戰精神的小彭振閔。

（台灣公共化協會）

失序的國族主義

2010-10-08T09:46:00.002+08:00

■謝宏偉

近日來，由於一艘福建漁船於釣魚台週邊海域與日艦發生碰撞，儘管日本以國內法為由，在釋放船員後仍扣留船長，但仍引發了一連串的中日衝突。

表面上，這是國家間的領土爭議，關乎資源與地理戰略空間，和基本的主權歸屬。雖然日方已於9月24日將船長釋放，但中方仍提出謝罪賠償等要求，後續的國族政治摩擦還會繼續發酵。

在網路時代，一個號稱「寧失千軍，不失寸土」的大國，在共產神話破滅後（實際上也從未實現過），在人民公社的廢墟上建立起一棟棟的寫字樓。在制度上，他們實行專制資本主義（正確名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他們擁抱國族主義（正確名稱是愛國主義）。這種國族主義就如同當初隨他們任意詮釋的所謂社會主義一樣，一開始就充滿高度的政治性和神話性，於是一個唯物論的政黨，有國家層級的黃帝公祭，儘管黃帝陵曾在文革中被徹底毀滅。

在目前釣魚台的紛爭中，我們看到一方強調釣島乃是固有頂土，不斷升高抗議層級，溫家寶更放話：若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將進一步採取行動，因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日方承擔全部責任……網路上更是殺聲震天，一片「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之聲。似乎在國族主義的包覆下，中國真正成了一個強大的整體。

日本人當然不能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拘留中國公民。因為中國已是「強漢」。但是，若是「真正」的國大則民強，那麼讓我們把時間拉回一年前。

話說在緬甸靠近中國處，有一個叫做「果敢」的地方，當地主要人口為漢人，1897年前此地為中國領土，《中英續議緬甸條約》後被併入英屬印度，之後成為緬甸領土。果敢人自1963年後即不斷面對緬甸的軍事威逼，直到1989年才與緬甸政府停戰，之後果敢成為高度自治的特別政區，但仍受緬甸軍政府多方壓迫。

去年8月7日，聲稱要緝毒的緬甸政府軍隊進入果敢，雙方對峙，8月22日軍政府通緝果敢領導人彭家聲等人，27日雙方始有軍事衝突。但眾寡勢薄的果敢軍不久即退守山區，漢人難民不斷湧入中國。一天後，一顆砲彈自緬甸落入中國雲南，造成一死多傷。不久果敢方即投降。

試想，本次釣魚台事件無人死傷尚且議潮如此，那麼一顆砲彈由外國落入本國領土，還造成本國公民死傷，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相當嚴重的事態。中國政府對於公民死傷之事嚴正交涉（是交涉不是抗議），對於這次戰爭事件，他們說：果敢問題屬於緬甸內政，緬甸問題要由緬甸政府和人民通過自己的智慧來解決……同時美國則呼籲緬方停止軍事行動。

今日果敢漢人和雲南人應相當羨慕福建船長，總理都出面了，自然身魂皆全。不過既然緬甸軍隊攻擊境內漢人是「內政」，那麼日本引用國內法扣留船長就不是「內政」？

別忘了，果敢地區從屬於中國的時間比台灣還久遠，更不用說釣魚台了。但與今日釣魚台事件相比，去年這件事在中國並未引發熱議，難道網民們不同情果敢漢人？事實是，由於中國政府控制新聞，所以根本沒幾人關注此事。

再往前推，1998年印尼排華，導致千人以上死亡，多位華人婦女遭受性侵害。全中國群情激憤。當時北京大學學生欲組織抗議，被校方制止（所以香港保釣人士行動被港府制止並不為奇）。

中國政府的說法依然是「不干涉印尼內政」。

再往前，更不用說1979年中國為了援助赤柬，對越南發動戰爭，結果反而使得當地排華加劇，「船民」持續逃亡，其中許多再也踏不上陸地。目前中國境內有30萬餘的越南華人難民，他們大多是1978年到1979年間越南排華後逃到中國的，但中國政府並沒有給予他們公民資格。

由此可知，中國政府在外交行為上具有高度政治投機性，國族主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說外交政策也有區別，果敢和印尼的華人不具備中國公民身分，所以不能享有國族主義保護傘。那麼去年當時果敢亦有許多中國公民在此經商，戰爭中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皆受巨大威脅。據《南方周末》報導，在去年8月28日，在砲彈由緬甸落入中國的同一日，一位四川女子秦秀清在衝突中被子彈擊中死亡。中國方的態度無從查證，因為此事近乎無人知曉。

至於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用殖民主義的手段來統治自己人民的國家。在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處境最淒慘的就是手拿鐮刀與槌子的農工，他們也是解放軍的主要成分，可被隨意遷移的牲口；工傷求助無門的勞工；因長江大壩工程被趕出世居地，還說「國家的政策，沒辦法」的乾瘦農民。國族主義的弔詭在於，它永遠被最受國家壓制的人所擁護。果敢人與印尼華人該感嘆不身為沿海漁民，背後有13億人為後盾。果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然資源，地理位置亦不重要，印尼華人在20世紀被屠殺多次，注定了他們無法成為驕傲的中國人。

這次中國政府對日態度之強硬實為罕見，當然其中經過相當的精密計算，也許關於天然資源關於國際聲望關於政治角力……

實際上到底關於什麼並不重要，反正不管關於什麼，就是與中國人民無關。（台灣公共化協會）

花博的政治問題:被漠視的公民

2010-09-24T20:35:00.004+08:00

林子暉／公共化協會成員

從新生高標案弊端延燒到花博，紛擾未歇，弊案向上發展，但政論節目上仍爆料不停，國際盛會的高大看板，在矛盾的輿論中搖搖欲墜。何以國際盛會的價值與專業團隊在單一弊案的陰影下如此脆弱？縱使民代與政治人物都不亦樂乎的投入舞台，但粗暴的民主劇碼絕非僅僅來自於善變現實的政治戲角，要質問的是，何以高懸其上的專業價值，不論是行政官僚或透過其管理的專業工程單位，無法取信於民？

專業價值的建立是口說無憑的細膩或是專業認證專業的機制？剖開花博民意崩潰的核心，不難發現，這個數十億的國際舞台奠基於一個脫離公民討論的展演，當工程浩大進行，深刻的影響你我生活的同時，僅僅有著一些詞彙圖像豐富但內涵蒼白的看板「宣傳」著國際盛會的價值。專業技術尊重與行政信任都繫於此脆弱的認同，因此弊端稍現，行政官僚首當其衝，工程等技術權威更受牽連。

固然公民社會基礎並不穩固，但若今日大型的公共工程不能揭開專業的神祕面紗，透過公民討論會甚至社區參與的方式建立公共工程決策的基礎認同，甚至以公民及其社群的利益來建構公共工程的目的，那麼蚊子館或大廢墟絕對不是行政怠惰或惡質民代。工程專業早被冷漠束之高閣，公民早就嗤之以鼻，花博辦得再好，充其量是一個浪費錢的煙火秀。

科技王國的榮與辱

2010-09-24T20:34:00.003+08:00

■林子暉

新竹科學園區於1980年成立，1987年台積電成立，15年後成為全球第六大積體電路商，2009年華碩與宏碁為全球前二大筆記型電腦供應商，市佔率超過60％。2009年僅以新竹科學園區一地產值即高達GDP近7％。

今年富士康深圳龍華廠驚爆員工連環跳樓，台灣勞工團體及學界嚴詞批評。同年8月，中部科學園區爆發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爭議，同月中科三期環評被法院裁定駁回。8月22日台灣面板業龍頭友達3位高層涉嫌操作價格遭美國居留…….。

發生什麼？

上述種種只是台灣電子業發展史的一小部分，卻很清楚的呈現興衰的過程。從竹科設立開始，2千3百萬人的小島國建立全球消費電子生產的王國，是幾十年來從公部門到一般社會大眾引以為豪的奮鬥結晶，伴隨而生林百里、李焜耀，甚至郭台銘等主流價值的英雄人物。

近年來，似乎不僅在現實層面遭遇到發展的瓶頸，在社會價值上也出現許多污點。引用近期商業周刊的標題：反商仇富，台灣的社會大眾真的仇視這些看似樹立台灣數十年經濟榮景的科技新貴？勞動權益或環保意識抬頭是問題嗎？如果沒有科技業，台灣經濟又該有什麼樣的未來呢？

私人利潤至上！

探究這個問題，就必然要揭開科技王國背後的最重要的兩個根本：台灣科技業的世界分工角色與追求利潤的本質。

台灣超過80％的電子業，以替歐美日大廠代工消費電子產品為主要利潤來源，雖不斷有大資本家倡導創造品牌，但總體而言，台灣的勞動力與產業結構都服膺於不斷擴大再生產的代工角色。而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宿命，誠如馬克思在生產價格論中所分析的，即是在索求更多的低廉勞力與自然資源，如土地與水的同時，卻必須面對利潤率持續下滑的宿命。

縱然近年電子業的領頭資本家不斷倡導品牌價值與綠色企業、企業社會責任等等，企圖跳脫上述的宿命，透過品牌提高利潤率，以綠色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來預先擺脫環保與勞工意識的糾纏。但何以在近期的社會事件落得一副狼狽，反過頭埋怨起一般社會大眾「反商仇富」？從科技業追求快速實現私人資本利潤的根本動機上，就無法以上述片面的作為來得到緩解。

誠如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所述，分工角色的競爭是嚴酷的，如南韓與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企業體何以願意投入長期無法回收利潤的資本？綠色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在根本追求快速利潤的動機不變，宣傳效益與緩解輿論壓力的目的，必然遠大於個人式的道德實現，回饋社會資源必然遠少於它得之於社會的勞動力與自然資源。

也因此科技王國的根本是建立在必然的剝削上，不論是對勞工或自然環境。當超過這個社會可承受的極限，資本必然向更低生產成本的國家與地域流動。而是否能提供台灣生產力或糧食自給率，早不在考量的範圍內！
罵完以後呢？

但當無數理想青年與進步人士舉著大旗，聲討貪求利潤的資本家同時，應如何面對一般大眾所抱持的科技王國信仰與就業機會？敲碎信仰的同時，需要的是新的社會想像。面對每年高達上萬的大專科技工程系所產業大軍，環境至上價值絕非批判與抗爭的充分說詞。

面對政客的反覆，遍地烽火的抗爭運動更應該期盼建立勞動者的自立經營，以合理的薪資結構分配給高階管理者與技術勞動者，直接將勞動成果回饋到每一個勞工身上，而非集中在少數資本家口袋後，再尋求道德式的補償與責任，甚至假象的股利與分紅。

自主經營絕非大鍋飯而不求效益，而是在合理的分配後，多餘的利潤更可透過累進稅率回饋到公共教育上，以此充沛資源提供台灣基礎科學的研發與創新，研究成果也必然可在公民團體的監督下，以環境價值與公共利益為依歸。而這些都不是憑空想像，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貢企業與台灣新竹玻璃，都已逐步實現，僅僅欠缺的是整合各個實踐經驗的優劣，藉著貧富差距拉大與環境意識抬頭的契機，實踐全新企業型態的機會。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東發條例公民版	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
第1條宗旨為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尊重多元族群文化、滿足居民社會基本需求、增進居民福祉，特制定本條例。前項之產業發展應以公益事業與合作事業為發展重點。	第1條宗旨推動東部區域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觀、發展多元文化特色、增進居民福祉，特制訂本條例
第2條東部區域指花蓮縣跟台東縣。公益事業指非營利機構所經營各類事業，其盈餘皆為公益資源；合作事業指合作社法第一條法定合作社之經營事業。	東部區域指花蓮縣跟台東縣
	主管機關中央為行政院，地方為縣市政府
第4條行政院應成立「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東永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並邀地方政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公益、社福團體代表、環保團體代表、東部區域之社區團體代表、以及公益、社福、環保、原住民族群議題之學者專家合計不得低於小組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二；設置要點由行政院邀集公益或社福機構團體代表、環保團體代表、與東部區域之社區團體代表共同定之。東永小組要擬定東部區域永續發展計畫綱要（以下簡稱計畫綱要）與「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每三年檢討計畫綱要一次，每一年檢討方案一次。東永小組負責規劃、協調、審查、指導及監督東部區域之經濟、多元族群社會生活與生態保育。	行政院成立「東部區域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地方政府、學者專家組成，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小組要擬定東部區域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計畫綱要，每四年檢討一次。負責協調、審查、監督及指導東部區域建設與發展
第5條前條方案應依計畫綱要擬定，內容應包括：上述計畫綱要內容包括：方案目標與範圍、基礎建設、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與環境之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公益與合作事業之規模佔總量不得低於60％）公益與合作事業發展、社福範圍擴大、永續觀光發展、公共化醫療、公共化教育公共化、基礎交通建設、災害防治之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分工、分年財務需求及經費來源等。方案須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地方主管機關主責每一年檢討方案，每三年參與計畫綱要之檢討。	上述計畫內容有：方案目標與範圍、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與環境之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觀光文化、社福、醫療、基礎、交通建設、災害防治方案要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地方主管機關也要四年通盤檢討一次
第6條經東永小組核定有助於東部區域居民福祉之重大公益、合作社經營或環保計劃，其所需使用土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公益、社福機構（團體）與合作社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	經行政院「東部地區永續發展政策推動小組」核定有助於東部發展之重大計劃，其所需使用土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是業主關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7) 前條之認定東部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25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9) 備註：土地法25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28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訂用途者，不在此限。
第7條主管機關應訂定辦法，積極鼓勵人才東移及返鄉創立公益與合作社事業，投入社會服務與環境保育。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及協助推動在地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教育部應訂定政策，在東部區域廣設公益、社福與生態環保、原住民發展等相關科系；內政部、經濟部與財政部應訂定各項獎勵與優惠辦法（包括租稅優惠），誘導公益與合作社事業蓬勃發展。前項相關法令及政策應依計畫綱要進行規劃，規劃後並送本小組審核。	積極鼓勵人才東移及返鄉創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及協助推動在地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10)(13)
第8條應在原住民自治精神下，配合本區域之公益與合作社事業發展，針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化保存，擬定相關計畫，並推動原住民族人才培育，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提供充分就業機會	針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化保存應擬定相關計畫並應推動原住民族人才培育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並提供相關就業機會(9)(12)
第9條設籍花蓮縣及台東縣，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除家庭可支配所得在全國戶數五等份中屬於最高之前二等份者之外，其學費、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補助辦法由教育部另定之。	設籍花蓮縣及台東縣，且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13)(14)，補助辦法由教育部另定之)
第10條本條例5.7.12.13.15所為之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相關公益與合作社事業發展經費，其籌措原則如下：一、屬行政院專案核定之東部大型專案或關鍵計畫，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二、其餘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不得低於九成。第11條為促進東部公益與合作事業發展，引導東部創意及創新知識研發，及人才培育所需，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東部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來源如下：一、中央政府分五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東部產業污染捐、資本利得稅）二、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三、基金孳息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五、未來因稅制改革所新增之政府稅收，或因重大政策改變其原編列預算須優先指定為本基金財源第12條為發展東部公益或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在兼顧環境保育條件下，使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達到有效利用，區域內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必要時土地管理機關得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及招商作業。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東部建設發展基金」，基金總額新台幣五百億元，由中央主管機關分十年編足，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為推動本條例之各項計畫，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如有不足由前項基金支應。(6)	本條例5.7.12.13.15所為之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相關產業發展與建設經費，其籌措原則如下：一、屬行政院專案核定之東部大型建設或關鍵發展計畫，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二、其餘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不得低於九成。(17)
第13條經東永小組認定有助於東部區域公益或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或生態環保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者，其土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到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前項重大土地使用計畫由東永小組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前項重大計畫之土地使用變更由縣市政府核定之，不受相關土地使用法令規定之限制。		為促進東部產業發展，引導東部創意及創新知識研發，及人才培育所需，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東部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分五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或由公有土地作價撥入。~~ 二、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三、~~土地開發收益~~ 四、基金孳息五、人民或團體之捐助(18)
	無	為發展東部重點產業，在兼顧環境保育條件下，使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達到有效利用，區域內國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必要時土地管理機關得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及招商作業(10)
第13條為滿足東部區域居民對外交通與運輸之需求並改善安全，中央政府應整體規劃、執行多元運具方案。除提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須在不破壞當地生態、自然景觀的標準下，適度提升公路之安全性與可靠性；東部區域公路建設方案規劃，均須經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可。第14條除家庭可支配所得在全國戶數五等份中屬於最高之前二等份者之外，東部區域居民搭飛機、公路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其票價 30%，鐵路票價補貼50 %，補貼辦法由交通部擬定、東永小組審查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第15條東部地區應建設以軌道運輸為主幹之公共運輸網路，並建立聯合營運區，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靠、舒適的運輸服務。前項聯合營運區之範圍、組織及作業要點由交通部邀集相關機關訂定，並提報行政院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第16條為維護及營造具東部區域特色之城鄉景觀，地方主管機關得擬定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管制與獎勵措施，整體提升地區建築美感與文化特色		經東永小組認定有助於東部區域永續發展之重大建設投資計畫者，其土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到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前項重大建設標準由東永小組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土地使用變更由縣市政府核定之，不受相關土地使用法令規定之限制．(8)
	東部地區產業發展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結合在地文化與觀光農漁牧文化創意海洋生態及科技等特色推動發展成為優質產業(8)	為改善東部地區對外運輸服務，中央政府應提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提升公路之安全性與可靠性，以滿足東部地區居民對外交通與產業發展之需求(15)
第17條經中央主管機管指定重點發展之公益、合作事業、社會福利建設、各種公共化建設或生態環保計畫，公益、社福、合作社事業或生態培育，得由中央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事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又因或優惠。公有公共運輸系統及相關設施宜規劃保留適當公益廣告空間、優惠價格給前項東部重點事業使用。第18條主管機關對東部地區農、林、漁、牧產品之運輸費用，應予以補貼，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東部地區應建設以軌道運輸為主幹之公共運輸網路，並建立聯合營運區，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靠、舒適的運輸服務。前項聯合營運區之範圍、組織及作業要點由交通部邀集相關機關訂定，並提報行政院東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16)
		為維護及營造具東部區域特色之城鄉景觀，地方主管機關得擬定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管制與獎勵措施，整體提升地區建築美感與文化特色(11)
	設計花蓮縣、台東縣居民搭飛機、公路及鐵路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其票價50%票價補貼辦法由交通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11)	經中央主管機管指定重點發展產業，得由中央協調提供低利融資、信用保證、產業輔導、人才培育等各項產業發展又因或優惠．公有公共運輸系統及相關設施宜規劃保留適當廣告空間、優惠價格給東部重點產業使用．(7)